荀爽在党锢之祸起后，隐居著述，治《费氏易》，所关注点更多转向学术事业，也是他根据家传《易》学的精神，审时度势，调整处世态度的具体体现。但其内心深处的政治情结则始终存在，如余敦康先生之分析，荀氏所作《易传》主乾升坤降，实际上隐含了他们这些仍然坚持儒学道义理想的士人，希望利用《易》卦阴阳推移的原理来调节人事政治，并通过制定每卦爻变所趋向的理想目标“中和”来寄托他们改善君主专制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追求[114]。
　　在了解了王氏家族学术的的地域、师承背景之后，可以对其治学主要特色略作分析。从总体上说，王氏家族之学乃是以五经为本，受到汉代经学天人相通，经世致用的精神的深刻影响。其学术的不同侧面如礼律之学、天文算历之学等，也都以正统经学理论为其基础。考王氏家族的经学著作，《隋志》所著录者，唯有王粲《尚书释问》四卷[115]。然按《颜氏家训》所言，《王粲集》还中有“难《郑玄尚书》事”[116]，王应麟《困学纪闻》指出其事见于唐代元行冲所作《释疑》一文[117]。今检新旧书《元行冲传》，均录《释疑》，文字小异。《新唐书》卷二百《儒学传下·元行冲传》：

　　王粲曰：“世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粲窃嗟怪，因求所（旧书作“其”）学，得《尚书注》，退思其意（旧书作“退而思之，以尽其意，”），意皆尽矣，所疑犹未谕焉，凡有二篇（旧书作“凡有两卷，列于其集”）。

表面上看，王粲疑郑玄《尚书注》二卷似是他另一种有关《尚书》的著作，但据《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二“《尚书释问》四卷，郑玄注。王粲问”之言，则二者实为一种。而《尚书问》既是王粲问难经学大师郑玄之作，则王氏对《尚书》学必有相当精深的造诣，因此能对郑氏《尚书注》加以质疑。其中透露出的，恐怕还有郑王两人在学术观点、思想旨趣乃至于政治选择等方面的微妙差异。
　　王粲能治《尚书》一事，对了解其家族学术背景渊源，极为重要。《尚书》学在汉代，乃帝王之学，在五经中地位显赫。其适用范围，上至治国平天下，下至治狱决疑[118]。故仅从此点，即可略窥王氏家学之关注所在。《后汉书·陈蕃传》载陈蕃辞朝廷太尉之命，以为“齐七政，训五典，臣不如议郎王畅”，其言甚值得注意[119]。汉代所谓“七政”，大致有二义，一是指某种天象及与相应的一套理论；二是指与占星有关的一种数术[120]。后者兹略不论，前者又有两说：一说“七政”是指日、月、五星，如《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第五》上引《尚书·尧典》：“《虞书》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颜师古注称：

　　七政，日、月、五星也。言舜观察玑衡，以齐同日、月、五星之政，度合天意。

另一说则是指北斗七星，如《史记·天官书》言“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裴駰《集解》引马融注《尚书》：“七政者，北斗七星，自有所主”，故《宋书》卷二三称“太中大夫徐爰曰……先儒以为北斗七星，天纲运转，圣人仰观俯察，以审时变焉。”两说中，或以前说之义为长。按汉代天文之学，衡、玑者，分别为北斗第五星与第三星之名，其中衡为斗柄，斗柄所指，为北极或曰招摇。古人特重玑、衡等星，根据天穹中斗柄所指来划分天区[121]，并由此来推算观测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行情况，而日月五星运行有序乃是天时正，人事平的表现。因此所谓“齐七政”，即是依据衡玑的位置而斟酌斗建，确定天区，使日月五星运行有度。此点在汉代，涉及国家之根本，意义异常重要。如刘向所言：

　　是故玄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察变之动，莫著于五星。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其初犹发于阴阳，而化极万一千五百二十。[122]

而衡玑不正，也就天时不正，星运不明，阴阳错乱，按天人感应原则，表明天下无道，朝政昏暗，人事不良。纬书《春秋感精符》有所谓“人主含天光，据机衡，齐七政，操八极”之言[123]。《后汉书·明帝纪》李注对此解释称：“故君明圣，天道得正，则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则道正，不明则政乱，故常戒以自勑厉。”故可“齐七政”者，说明其人能够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上佐天子，下理万民，正是天人之学，宰相之才，所谓“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于心，则圣智之府。”[124]
　　至于所谓“五典”，亦有二说。一指五常，即五种伦常道德，《书·舜典》有“慎徽五典，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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