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末剥乱，旧章乖弛，魏初则王粲、卫觊典定众仪。[9]

由于事关曹魏立朝建基，时人颇为看重，陈寿于其传后评曰：“粲特处常伯之官，兴一代之制”，亦以此为王粲平生最可称道之业。影响流之于后，《南齐书·礼志》谓“魏氏籍汉末大乱，旧章殄灭，侍中王粲、尚书卫觊集创朝仪，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并未详也。……晋初司空荀顗因魏代前事，撰为《晋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删集，成百六十五篇”[10]。“并未详也”之言，似乎费解，《通典·礼典》则更明确指出：“魏以王粲、卫觊集创朝仪，而鱼豢、王忱、陈寿、孙盛虽缀时礼，不足相变”[11]。可知王粲等所兴造的各项礼仪制度，由魏晋而江左、河西，至于北朝，成为隋唐制度之重要源头，意义不可小视[12]。
　　王粲参与恢复重订的朝廷礼仪制度[13]，史书记载较确者，大致有封爵制度、服佩制度与宫廷雅乐诸项[14]。其中爵制关涉国家名器，其馀则多与传统五礼中的吉礼、嘉礼之畴相关。从他所作庙乐歌辞“建崇牙，设璧羽。六拊奏，八音举”等内容来看，王粲对此类前代旧礼，无疑颇为熟谙。
　　爵制方面，由于汉末战乱，国家控制的疆土、户籍、人口大量流失，秦汉旧有的封爵之制散亡难以实施，国家也难以凭借名器，动员使用有限的人力资源，增强自己在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实力。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王粲曾作《爵论》，追溯旧制，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其论全文已佚[15]，从所能见到的片断内容看，除陈述秦汉相关爵制之外[16]，大要是遵循务实赏功之原则，指出国家以爵为赏，最有益于勉励人民为国效力。并针对当时等级爵制废弛，不利于及时赏功的情形，主张按秦汉二十等爵的方式复古爵制，赏功而省费。所论思路与曹氏政权为政讲求实效，赏罚严明的法治倾向颇为吻合，能够收到曹操一向注重的“有事赏功能”的效果，因此到建安二十年冬十月，事以施行。史载当时“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17]。其具体作法是“置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皆金印紫绶。又置关内外侯十六级，铜印龟纽墨绶。五大夫十五级，铜印环纽，亦墨绶，皆不食租，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由此遂开魏晋虚封之始[18]。所以，若据以认为魏晋虚封之制建立于王粲等人，并不为过。而以后司马氏立五等爵，则是司马氏以名教治国在爵制上的反映，与曹魏虚封之制的重实精神全然不同。
　　关于服佩之制，值得注意的是王粲对东汉玉佩形制的造作复原。《魏志·王粲传》注引挚虞《决疑要注》[19]称：

　　汉末丧乱，绝无玉珮。魏侍中王粲识旧珮，始复作之。今之玉珮，受法于粲也。

按佩玉是古代礼仪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古代礼法等级制度有密切关联。《白虎通》言“所以必有佩者，表德见所能也”[20]，古人认为玉有五德，佩玉有助于君子之德的修养，《礼记·玉藻》：“君子必佩玉，左徵角，右宫月，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一组佩玉在身，其相互碰击之声，能提醒服佩者注意行走时步履的缓急轻重，站立时形神的中和端敬，从而使君子保持应有的礼仪。古之佩玉又被用来体现尊卑等级，表明社会各阶层不同的身份地位，《后汉书·舆服志》：“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21]故区别所佩之玉及系玉之组绶，为先秦礼制的重要内涵。《礼记》所谓“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22]马端临谓“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韨，贵贱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韨所以执事礼之共也。”[23]
　　《宋书》卷一八《礼志》五云：

　　五霸之后，战兵不息，佩非兵器，韨非战仪，于是解去佩韨，留其系襚而已。秦乃以采组连结于襚，转相结受，谓之绶。汉承用之。至明帝始复制佩，而汉末又亡绝。

按《宋书》所言，汉代的佩玉之制，已和《礼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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