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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粲典定朝仪与其家世学术背景考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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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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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1974年版。
[10]《南齐书》卷九《礼志》上，中华书局1972年版。
[11]《通典》卷四一《礼》，中华书局1988年校点本。
[12]陈寅格先生对此论述详确，参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3]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六《王粲著述表》著录其所撰《魏朝仪》一篇，见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商务印书馆再版本，中册该卷第74页。
[14]此时期朝廷官僚行政制度与刑法制度的修订，可能亦有他之参与，其所作《儒吏论》（《艺文类聚》卷五二等引，上海古籍出版社队965年版）、《务本论》（《北堂书钞》卷一二O等引，中国书店1989年版）等，可看出他对此类制度的一些理念和主张。
[15]王粲《爵论》，内容分别见于《艺文类聚》卷五一、《北堂书钞》卷四六、《太平御览》卷一九八所引。
[16]按当时与王粲共典其事的刘邵，亦作《爵制》，讨论介绍古二十等爵。文见《后汉书》卷一一五《百官志》五注引。
[17]《魏志》卷一《武帝纪》。
[18]同上注引《魏书》。
[19]按《南齐书》卷九《礼志》上指出《决疑要注》乃当时所能见到的记述魏晋礼制的重要文献，“中原覆没，今虞之《决疑注》，是遗事也”，中华书局1972年版。
[20]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九《衣裳》，中华书局1994年版（下同），第435页。
[21]《后汉书》卷一二O《舆服》下。
[22]《礼记·玉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
[23]《通考》卷一一二《王礼》七，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24]《初学记》卷二六《佩》第六引《三礼图》：“凡玉佩，上有双衡，衡长五寸，博一寸，下有双璜，璜径三寸，冲牙、蠙珠，以纳其间。上下为衡，半譬为璜，璜中横以冲牙，以苍珠为瑀”，中华书局1962年版。
[25]见《通典》卷六三《礼》二十三《嘉礼》八。
[26]参《后汉书》卷一二O《舆服》下“佩”条注引《毛诗》、《月令章句》。实物形制可参河北满城汉墓二号墓中出土的玉石珮饰以及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墓主组玉佩等，分别见《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下册图版二一四“玉舞人玛瑙水晶珠串饰”（想像复原），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及《西汉南越王墓》上册第200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并参夏鼐《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与变化》，《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27]《初学记》卷二六《佩》第六引。
[28]参《后汉书》卷一二O《舆服》下“佩”条。另有学者径直认为，王粲所识旧佩的制式并重作的，“指衡、琚、瑀、璜、冲牙等的形制。”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29]见《通典》卷六三《礼》二十三《嘉礼》八。
[30]《通考》卷一一二《王礼》七。
[31]《通典》卷六三《礼》二十三《嘉礼》八。
[32]见《通考》卷一一二《王礼》七。
[33]最近在南京仙鹤观东晋高崧墓中出土的“心形玉佩”等，其形制与满城汉墓所见之同类玉佩极为相近。特别是其中保存完好，未见盗扰痕迹的二号墓中一组玉佩饰出土时散布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可与古制所言组佩“双璜”“琨珠”等相印证，可看作是王粲玉佩之法传之于后的一条证据。详参《文物》2001年第3期《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
[34]《通考》卷一一二《王礼》七。
[35]夏鼐：《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36]见《中论·修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并参徐湘霖《中论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
[37]同上。
[38]《白虎通疏证》卷三《礼乐》，第96页。
[39]同上，第98页。
[40]挚虞此言，于时间上易生岐义。曹操当然早在建安十三年征荆州时就已得到杜夔的归顺，如《隋书》卷一三《音乐志》上所言：“董卓之乱，正声咸荡。汉雅乐郎杜夔，能晓乐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该。魏武平荆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乐，自夔始也。”而从杜夔归曹氏到魏国雅乐之刊定，当然应有一时间过程。故挚虞之意，大约是指在魏武征汉中期间（即魏国建立之后），“善钟律”的杜夔才最终依据前代“旧法”，参照作新制，复原制作了有关的金石之乐，其完成的时间当在建安二十年之后。
[41]见《文选》卷六左思《魏都赋》注引，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参清·钱仪吉《三国会要》辑录杨晨《三国会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310页。
[42]见《六臣注文选》卷六，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再版影印本。
[43]如张溥说。参《建安七子集·王粲集》附《钟簴铭》，中华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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