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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世变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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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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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辨伪学者多认为晚出古文成于后人凑集，“搜寻晚出二十五篇之文词之来源，并指出其凑集之破绽。此实占攻晚《书》者之工作之大部分。”[21]而今天学者大多在肯定辨伪派“晚出古文《尚书》为伪”这一结论的基础上，赞赏他们的研究。但是也有不同声音，如杨善群认为同旧籍引语相比，古文“完整、全面”、“连贯、流畅、自然贴切”。“古文《尚书》决不是‘搜集’引语编造出来的，而是别有来源的真古文献。”姑且不论古文《尚书》是否别有来源，仅就“同旧籍引语相比，古文‘连贯、流畅、自然贴切’”[22]而论，实际上恰好支持了古文《尚书》乃后人蒐括群书会粹成书的假说。值得注意的是，廖名春利用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提出“简文所引出于《大禹谟》而不见于‘晚书’《大禹谟》篇。这一事实，对于讨论‘晚书’的真伪很有启发。”[23]这一利用地下材料作出的论断，基本可以证实晚出“古文”成于后人，非先秦旧本。
但在阎若璩著作已广泛流行的晚清，为何学者还要维护这个在学理上并不成立的“道统”？这主要是和晚清特定的时代有关。辨伪派学者大都生活在清前中期，和道咸时代相比，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虽然也有维护世道人心的要求，但远不如后者强烈，造成考辨双方在出发点之不同。辨伪学者虽也承认古文《尚书》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主要是将其视为一部可供研究的先秦典籍。在他们看来，对这部典籍进行甄别，以考究其真伪的学术活动，其意义远大于维护所谓伪孔学道统。阎若璩一方面承认自己“得罪于圣经而莫可逭也”，另一方面仍坚持“荀子因有言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余之疑伪古文也，正以其信真圣经也。”这种“以经学方法重新审视理学系统的主张，无异于把程朱理学推到文献考证的学术法庭。”[24]而与辨伪派求真、求实的纯学术兴味不同，在辨真学者笔下对古文《尚书》的学术研究，不再是一人一时书斋中的考证功夫，它关乎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相关。
所以，辨真派首先强调这十六字乃是二帝三王统治之大法，不可能为伪，其次才进行学术上的论证。洪良品说：“虞廷十六字古相传，为授受心法，道之所寄也。……荀子之学醇疵参半，岂能体验及此？”[25]张谐之则认定：“夫圣贤之道统，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者也，道统若灭，则生民将近于禽兽，即天地亦无所恃以立也，阎氏纵不为生民计，独不惧近于禽兽乎？……非病狂丧心者耶？”[26]不仅辨真派，还有一些学者，虽未参加对古文的考辨，也积极从维护世道人心的角度认为古文不可废。如夏炯认为，阎若璩攻击古文太过：“以为无一字不从缴袭而来，则肆妄未免太甚。……古文之真伪未必能遽必，即使真系伪撰，其文辞古朴、义蕴宏深，古先圣王之遗训微言亦赖以不坠，历代以来朝廷颁置学官，儒者奉为佳臬，阎氏试自问所学能窥见此中之万一乎？”（《夏仲子集》卷三，《书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后》）。
在今人看来这样的一种应对方案，无论是和“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戊戌时期变革政治制度的尝试相比，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也不能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主张相提并论。因为辨真学者再三致意的“道统”的基础——“虞廷十六字”乃是伪造的。这也就是现今清学史在论及清代《尚书》学时，往往视域集中在辨伪学者及著作上，而对辨真则多一笔带过的原因。但对史家而言，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探讨原因说明意义，而不是用“后见之明”预先褒贬史实。具体到本文，对今日的研究者来说，否定辨真诸说可以理解。但同时也要看到，历史的发展充满了歧出性和复杂性，特别当我们回首整个晚清史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无论是在洋务运动时、戊戌维新中，还是辛亥革命后，都有一股强大的、主张从中国文化自身寻找救亡图存的手段的主张。晚清古文《尚书》辨真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入其中。
参考文献：
[1] 《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二《〈日讲书经解义〉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1版。
[2] （明）梅鷟：《尚书考异·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版。
[3] 许锬辉：《尚书著述考》，台北“国立编译馆”2003年版第1版。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梁启超论清史学二种》本，第12页。
[5] 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00页。
[6][7]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第1版，第361-370、366页。
[8] 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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