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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中期的思想走向与王符《潜夫论》之治道架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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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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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提出了各种挽救的方案和主张，且立论多于揭批，见解新颖独特，析理严实理性，语言醇正优美，“明达治体，所敷陈多切中得失，非迂儒矫激务为高论之比也”[1]，其理论回应了时代的吁求，映射了东汉时代的社会精神。显然“潜夫”之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未能转为政治实践，王符及其所处的那个知识分子群体力量的卑弱亦未能和现实正统力量相抗衡，救世图新，“兴大化而升太平”（《潜夫论·本训》）理想的治道局面终未能实现，但是《潜夫论》的问世是东汉思想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它的出现不仅仅标识着汉代思想的转向，从而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
二、王符《潜夫论》治道架构
《潜夫论》十卷，三十六篇，约六万言，自《隋书经籍志》以降，至《郑常读书记补逸》止，除去《直斋书录解题》将其归入杂家类外，各部官、私经籍史志均将其列入子部儒家类，虽然汪继培在其《潜夫论笺》自序中称：“其学折中孔子，而复涉猎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故“未为醇儒”，但其儒家思想的主流倾向亦是为古今学术界所公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将王充、仲长统与王符的著述比较时就认为：“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前史列入儒家，斯为不愧，”称誉之语溢于言表。清末刘熙载在《艺概》卷一《文概》中也认为：“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范史讥三子好申一隅之说，然无害各自成家。”将其与“治《春秋公羊》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的董仲舒相映排比，崇其地位，可见一斑。
《潜夫论》宗旨在于一个“治”字，并予“治”上求“道”，全书大部分的章节开篇中均诉诸“治”字开题，对“治道”即“治国之道”的探讨，是全篇成文的圭臬，王符较为全面地汲取前人的治世理民的思想，融贯先人百家内圣外王思想之精要，自铸其治国平天下的为政之道，在傍依其自成一系的治道图像中，绽现他忧国忧民的治道情结。
在全书所论治国之道的架构上，《赞学》、《本训》、《本政》、《务本》、《德化》及《思贤》诸篇，构筑了全书的骨架，前三篇主要从治道之形而上依据的角度来立论，后三篇则主要从治道之社会现实基础的视角来立论，合在一起，此六篇较系统表述了其治国之道的整体架构。
在《潜叹》、《忠贵》、《慎微》、《班禄》、《明暗》诸篇中，王符进一步论证了“国以民为基”（《救边》）的民本思想，以及“君臣法令之功，必效于民”的统治秩序合理性或统治权力正当性的论述，他认为：“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爱日》），为使民氓不相陵虐侵渔，于是“天命圣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班禄》），此处之“天”，已是只有形式化的符号意义，其实质内容已被“民”所代替，王符曾谓：“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遏利》），并认为：“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班禄》）。在《实边》、《边议》、《救边》及《劝将》诸篇中，王符又系统地结合边防实际指出“圣王之政”应当“普覆兼爱”、“与民共之”（《救边》）的重要性。在《浮侈》、《务本》、《爱日》诸篇中，王符从经济的角度，指出“爱民”、“利民”的基础是“富民”，“富民”为“太平之基”、“体征之祥”（《务本》），富民的实现靠“务省役而为民爱日”（《爱日》），而“爱日”就是爱惜劳动者的劳动时间。《遏利》、《论荣》、《交际》、《德化》等篇，集中反映了王符的德化与交际思想，并将前者做为其国家规范理则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中在《交际》篇，王符将“交际”进一步提升为一个伦理学范畴，写出了中国思想史上较早的一篇人际关系专论，并重新划定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 《衰制》、《断讼》、《三式》、《述赦》、《明忠》等篇，主要探讨了法令赏罚思想，这也是王符用予规范封建统治秩序，使之有序稳定的又一个重要手段，王符称：“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三式》）。在《贤难》、《考绩》、《思贤》、《实贡》等篇中，主要反映了王符的用人与贤才思想，针对当时社会“求贤之难得”（《贤难》），骄奢之人“噬贤”、“隐贤”、“蔽贤”之怪现象，王符严肃警告统治者“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论，而世所共知”（《实贡》）之道理，吁求统治者“待贤而治”，除此之外，王符还论述了为臣之道，怎样处理和君主的关系。《相列》、《卜列》、《巫列》、《梦列》诸篇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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