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是长期以来被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与此相关的士人群体之特性，也经常在讨论之中。学界普遍注意到，北宋政治文化舞台上的士人，作为具有学养的文职官僚、作为社会和政治的精英，其身份属性、价值观念与能力素质都已经明显地不同于前代[2]。这种“不同”的产生，经过了一个世纪以上的历程。本文希望聚焦于迄今研究尚嫌不足的十世纪前中期，讨论社会变迁过程中统治人群变化之一端，争取对其演进脉络有所梳理[3]。
       与上述议题相联系的，是论者经常提及的唐末至宋初之文武关系问题[4]。应该看到，一方面，所谓“文”“武”，既相互排抑制约，又相互依存补充，在特定条件下相互参与着对方特质的塑造；在当时，既有双方关系的空前紧张，又有彼此接触之频密直接，有彼此之间更多的沟通机会。另一方面，在“文”“武”群体各自内部，也存在着家世背景、出身途径及个人资质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存在着摩擦与调适。不注意这些关系的丰富与复杂性，即有可能导致我们自己认识上的失误。 

一、重“流品”与抑“浮薄”

       唐末五代时期，与“武将”相对应的“文臣”，就其组合成份而言，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庞杂的群体。在他们之中，有的来自往日的名门、官宦世家，有的自身即前朝旧臣，有的则逢风云际会或凭藉自己的能力起自民间。他们有的曾经从文业儒，有的素来不学无术；有的长于治事，有的不堪繁剧；有的洁身自好，有的则谄谀无行。他们中既有“儒生”“文士”，亦有所谓“文吏”[5]。
       文臣群体的构成特点，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内部关系。以“华族科名”[6]为特征的“衣冠之士”[7]，自唐末长期居于领袖群伦的朝廷重臣宰相之位；而五代的近臣谋士班底，则主要由一批沉浮于社会基层、在战乱及重建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善断繁剧、兼具刀笔吏干之才者组成。文臣群体中不同类型人物之间素存的芥蒂，在动荡之中显露无遗。只要看看李振者流对于“清流”的嫉恨，杨邠、王章等人对于礼乐文章的鄙薄，就不难明白，“文臣”们彼此之间的成见有多深。这些人虽然起家方式、素质能力各异，在当时却攀升向同类目标，在同一出路中搏争。这种艰难生涯中之挤抑排斥、升降成败造成的敌视是刻骨铭心的。横亘于他们之间的沟壑，实际上并不浅于文武之间的畛域区分。

（一）

       十世纪前期，兼具“名族”与“文学”背景的所谓“衣冠之士”，在朝廷决策过程中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已经相当有限，但他们仍在竭力利用自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试图维持其最后的地位。这种状况在唐末以及号称承继“大唐”的后唐时期反映得尤其突出。
       唐朝末年的中央朝廷，从君主到官僚回天乏术，却出现了讲求士族流品的回潮。学界早有研究指出晚唐贡举为官宦士族、权豪子弟所充塞[8]。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9]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咸通乾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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