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稍微安定之后，讲求典故、修饬制度即会提上日程。身为文士而不熟悉军事、不长于吏干，或可为之解说；而他们之不善于控御变局、不熟悉政务体制，则更致贻误国政，而这偏偏是五代文士中普遍存在的情形。在当时的上层文人圈中，颇有一些自命不凡却“卒无所发明”者。
      后唐历经明宗、闵帝、末帝三朝的宰相李愚，为人谨重好学且清廉刚介，却“欲依古以创理”，行事迂阔[95]；与他大约同时的刘昫，“以好学知名燕蓟之间”而“在相位，不识典故”，“议者多窃笑之”[96]。末帝“选当时清望官知名于世者”为宰相，得卢文纪与姚顗：卢文纪“语音高朗，占对铿锵”，然而“处经纶之地，无辅弼之谋”[97]；姚顗则“不知钱陌铢两之数，御家无法，在相位龊龊无所为。”[98]另一宰相马胤孙“少好学，学韩愈为文章”，然而“不通事务，故事多壅塞。……临事多不能决，当时号为‘三不开’：谓其不开口以论议，不开印以行事，不开门以延士大夫也。”[99]后晋的翰林学士承旨崔棁，“少好学，颇涉经史，工于文辞”，然而“专于文学，不能莅事”，“不能举职”[100]。后汉的宰相苏逢吉，当制度草创之时，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为己任。然素不学问，随事裁决，出其意见，是故汉世尤无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称焉。[101]当天下多事之时，面对一些无所发明而不能举职者，后唐末帝曾经“目宰相曰：‘此粥饭僧尔！’以谓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也。”[102]宋初史臣在总结明宗统治时所说，“惜乎君亲可辅，臣子非才；遽泯烝尝，良可深叹矣”[103]，不能说全无道理。
       更可一叹的是，“文士”中的一些人，即便对于儒学礼教也并非见长。后唐明宗时的太常卿刘岳，“名家子，好学，敏于文辞，善谈论”；奉诏修订《书仪》，而“事出鄙俚，皆当时家人女子传习所见，往往转失其本”，身为文士学者而兼重政务、吏事的欧阳修将这些“当时儒者”与“夷狄”“武君”对举，感慨万端地批评说：

       呜呼！五代干戈之乱，不暇于礼久矣！明宗武君，出于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礼。而岳等皆当时儒者，卒无所发明，但因其书增损而已。然其后世士庶吉凶，皆取岳书以为法，而十又转失其三四也，可胜叹哉！[104]

像这样或不通礼仪之学，或不懂军旅之务，或不善词理，或不能莅事的“儒生”“文士”，在当时并非少数。生逢时代变迁之际，他们既不长于举职任事，又不是称职的文化传承者。

  （三）

       有学者指出，五代十国的知识分子有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类向往功名，切于仕进；一类消极避世，寻求自身道德的净化和完善[105]。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仕进者的避事与避世者的抱负。后晋的御史中丞薛融，“少以儒学知名”，早在石敬瑭准备起事，征求群僚意见时，身为观察判官的他说：

       融本儒生，只曾读三五卷书，至于军旅之事、进退存亡之机，未之学也 [106]。

《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中说，

       晋祖曾以用兵事问道，道曰：“陛下历试诸艰，创成大业，……讨伐不庭，须从独断。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问臣，臣亦以斯言答之。”

天福七年（942）后晋少帝继位后，宰相冯道一再奏请复置高祖时被废罢的枢密使，以求“各归职分”[107]。薛融、冯道的避事，并非一二书生明哲保身的个人行为，它反映着动乱年代中的文士历经血腥教训之后，收缩自身职守的倾向。这种避离敏感机要之事而听任君主乃至权臣“独断”，自己居处一面、恪守成规的职份界定，既体现着自我保护的企图，也是当时制度运行的客观状况所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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