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被李存朂呼为“七哥”且佐其“中兴之业”的张承业（唐僖宗时宦者，本姓康，当出于粟特），“尤不悦本朝（按指唐朝）宰辅子孙”[65]，对于“名门之后”的实际治事能力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即便是庄宗本人，忿于卢程之自傲而无能，亦曾有“误相此痴物”[66]之悔。
后唐明宗时的宰相组合，逐渐自“名家”“流品”向个人能力方面倾斜。
明宗登基之初，机要决策仍倚重于藩邸侍臣，对于宰相的选择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豆卢革、韦说相位一度保留，同时任郑珏、任圜为相。郑珏是唐代宰相郑扆的侄孙，后梁时曾任宰相。史称其前后两度“在相位既碌碌无所为，又病聋”[67]。天成二年（927）罢豆卢革、韦说，明宗考虑提拔韦肃作宰相，他所举述的原因之一，即“世言肃名家子”[68]。此番任命的崔协，出自唐代“盛为流品”的清河崔氏小房。清河崔氏“自后魏、隋、唐，与卢、郑皆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至其后世子孙，专以门望为高，为世所嫉。”[69]崔协本人虽然“器宇宏爽”，却“高谈虚论，多不近理，时人以为虚有其表”；“登庸之后，庙堂代笔，假手于人”[70],“在位无所发明”[71]。这批人物能够居于相位，事实上与宰相群体在当时的微妙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长兴初，情况有所变化。明宗拟罢枢密使安重诲，派使至中书，趣宰相冯道等议其代；反映出中书门下在朝廷谋议过程中地位的上升。而在“后安重诲时代”，与宰相参预决策机会的增加相应，入选者的家世背景逐渐淡化而个人因素相对受到重视。明宗朝八年间先后任用宰相十人，除豆卢革、韦说（庄宗朝宰相留用者）、郑珏、崔协称得上是“名门之后”，任圜、冯道、王建立[72]、赵凤、李愚[73]、刘昫等其他六人都没有特殊的名族高门背景。豆卢革、韦说在任不足三月，郑珏、崔协亦不过两年。长兴中，“与明宗有旧”的唐朝宗属李鏻，自称“家代重侯累相”，游说时相“唐代中兴，宜敦叙宗室”，本人“常贮入相之意”，却终于未在朝廷考虑之中[74]。在长兴以后的政坛上，很少再见到以“高门”自恃、靠“名家之后”的身份攀升成功之人[75]。这背后发生着两个参差交错的过程：一是中书门下掌管的行政权力逐渐有所增重，一是“名门之后”面临社会激剧变迁的不适应，日益凸显出来。
（三）
能力素质的欠缺，是导致“右族”衰败的根本原因之一。所谓“名家子”们，矜于门望却一无所长，张承业曾经质问卢程：“公所能者何也？”[76]这事实上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严重问题（详见下文）。在长期动荡之中，“名族”往昔藉以发展延续的政治经济根基严重动摇，而且既不讲求“礼法门风”，又丢弃了赖以炫世的家学传承，全不具备原本意义上的士族所看重的文化传统。“素不学问”、俯仰于时成为他们共同的特征。他们的征引门户、骄矜作态，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这决非名族势力在此时转而强盛的反映，恰恰相反，是由于他们感受到处处被炙手可热之新起势力逼迫的切肤之痛，无助之下而彼此牵引故旧，“徒以流品自高”[77]。
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自己熟悉且仅有的这一切，试图去影响、去“规范”身边新起的权势人物。豆卢革等人对于当时执掌大权的郭崇韬之诱导，就是明显的一例。《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
……及权倾四海，车骑盈门，士人谄奉，渐别流品。同列豆卢革谓崇韬曰：“汾阳王代北人，徙家华阴，侍中世在雁门，得非祖德欤？”崇韬应曰：“经乱失谱牒，先人常云去汾阳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别流品，援引薄徒（按：这里对于郭崇韬的批评，仍然是将“流品”问题与“薄徒[浮薄之徒]”联系在一起的），委之心腹；佐命勋旧，一切鄙弃。旧僚有干进者，崇韬谓之曰：“公虽代邸之旧，然家无门阀。深知公才技，不敢骤进者，虑名流嗤余故也。”
《新五代史》卷二四《郭崇韬传》中也说：
当崇韬用事，自宰相豆卢革、韦悦等皆倾附之。……以其姓郭，因以为子仪之后，崇韬遂以为然。其伐蜀也，过子仪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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