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诛弘肇等，议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事岂可轻发耶！更问宰臣等。”李业在侧，曰：“先皇帝言，朝廷大事，莫共措大商量。”

这同一件事，在《新五代史》卷十八汉高祖皇后李氏的传记中作：

        初，帝与允明等谋诛杨邠、史弘肇等，议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当与宰相议之。”李业从旁对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问书生。”太后深以为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谋于闺门！”

两相对照，所谓“措大”所指，即十分清楚了。这种对于书生文士的贱称，使我们意识到他们——即使贵为宰相——在后汉统治者心目中的实际地位。他们既不见容于杨邠、史弘肇等文吏、军将集团，又不见重于隐帝及其左右内职私党。事发之后，宰相苏逢吉曾说：“萧墙之变，太觉匆遽，主上若有一言见问，必不至是矣。”可见当时的宰相，并没有充分参与重要决策的机会。
     无庸讳言，唐末五代特别是后梁、后汉时期，出仕于中央或地方的文士们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是相当严酷的。《旧五代史》卷一○一《汉书·隐帝纪上》说：

       是时，法尚深刻，藩郡凡奏刑杀，不究其实，即顺其请，故当时从事鲜宾客之礼，重足累迹而事之，犹不能免其祸焉。

激剧的社会更革与政局跌宕，使当时的士人之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处世方式、能力结构乃至生活节奏、欣赏品味等等，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使他们感到相当的困惑与迷失。他们中的一些人隐遁不仕，如赵令畤《侯鲭录》卷八所载，

       唐末五代士大夫有言曰：“贵不如贱，富不如贫，智不如愚，仕不如闲。”

另一些人则徘徊于进退之间。例如“慷慨有大志，以经纶为己任”[110]的李涛，“谏晋主不从”，赋诗自悼，有“一言寤主宁复听，三谏不从归去来”之句[111]；他在所作《杂诗》中则称：

       明主不弃士，我自志山林。爵服岂无华，才疏力难任。[112]

也有许多文士，寂寞难耐，渴盼着出头的机会。例如在后梁末帝时做到宰相的李琪，据《北梦琐言》卷六《李琪书树叶》条，

       梁李相国琪，唐末以文学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迁，衣冠荡析，……藏迹于荆、楚间，盘桓于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号华原李长官。……琪相寂寞，每临流踞石，摘树叶而试草制词，吁嗟怏怅，而投于水中。梁祖受禅，征入，拜翰林学士，寻登廊庙。

不少人抱着“官职有来须与做”[113]的态度，混迹于世。当时的文士所羡慕推崇的，是华而不实的风度、谈吐，是如郑韬光式神爽气清、不妄喜怒的“名节”[114]，如冯道式谨慎从容、清俭宽弘的“德量”[115]；而杨凝式之类的“非常”行为则不见称于时：

       朱全忠篡唐，（凝式父杨）涉当送传国宝，凝式谏曰：“尊为宰相而国至此，不为无过。乃更持天子印绶与人，虽保富贵，如千载史笔何！”……涉常不自保，忽闻凝式言，大惊曰：“汝灭吾族矣。”凝式恐事泄，因佯狂。[116]

杨凝式本因“精神颖悟，富有文藻”而“大为时辈所推”，此时却因“时人以其纵诞，有‘风子’（按即‘疯子’）之号焉”[117]。文士好尚的趋时转变，不禁令人喟叹。后唐明宗时的大理少卿康澄曾经把当时的形势概括为“贤士藏匿，四民迁业，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毁誉乱真，直言不闻”[118]；末帝时的太常丞史在德也批评说：“称文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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