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初建节旄于夷门，迪一谒见如故知，乃辟为从事。自是之后，历三十年，委四镇租赋、兵籍、帑廪、官吏、狱讼、赏罚、经费、运漕，事无巨细，皆得专之。帝每出师，即知军州事，逮于二纪，不出梁之闉闳，甚有裨赞之道。[55]

我们看到后梁上层文臣集团中的不同类别：一类来自前朝旧臣，所谓“楚国群材，终为晋用”[56]，他们的功用虽不仅仅在于为新朝装点门面，但隐约之间的“旧臣”身份使其经常处于尴尬地位之中；另外一类来自新皇帝的旧部僚属，与帝王关系更为亲近密切。前类人多为所谓文士，他们习熟于朝章，参与议定制度礼仪却几乎不预机要；后一类人则多是起于基层、“事无巨细，皆得专之”的文吏型实权人物。这种区分，在维持了三百年的大唐帝国一朝顿殒、唐梁递嬗之际反映得尤为明显。

 （二）

        “白马之祸”宣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但那一时代所崇尚的价值观念并未随之而彻底销声匿迹。
       后唐政权以赓续“大唐”为号召，尤其重视“求访本朝衣冠”[57]。同光元年（923）二月，李存朂下令“于四镇判官中选前朝士族，欲以为相”[58]。唐末兼重家世背景与本人进士第的做法再度泛起。这种现象，在庄宗朝十分突出。当时先后任用的四位宰相豆卢革、卢程、赵光胤、韦说，都主要是凭藉家世背景登上相位的。这些人偏爱标榜“名家”“名流”身份，却缺乏实际才能；硬撑起的门面，掩不住“名族之后”没落衰败的景况。
       《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中说：

       豆卢为世名族，唐末天下乱，革避地之中山，唐亡，为王处直掌书记。庄宗在魏，议建唐国，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乱丧亡且尽，以革名家子，召为行台左丞相。庄宗即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革虽唐名族，而素不学问，除拜官吏，多失其序。

卢程是这类“名家子”中的一个典型。据《旧五代史》卷六七《卢程传》：

       卢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蕴，历仕通显。程，天复末登进士第。……程与革、（卢汝）弼皆朝族知旧，故往来依革，……程褊浅无他才，惟矜恃门第，口多是非，笃厚君子尤薄之。

卢程兼具“右族”与“进士”背景，却“褊浅无他才，惟矜恃门第”，他自称“叨忝成名，不闲笔砚”[59]，章奏文翰非其所长。胡柳之役后，时为晋王的李存勗选取巡官冯道为掌书记，而以卢程为支使。据《新五代史》卷二八《卢程传》说，

       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儿邪！”[60]

同样这句话，在《旧五代史》卷六七《卢程传》中记作：“主上不重人物，使田里儿居余上。”两相印证，正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卢程等人的眼中，所谓“人物”，是据其“门阀”来判断的。
       庄宗看重“豆卢革与程皆故唐时名族”[61]，故即位伊始便并命为宰相。二人之不识时务，于受命之日即暴露出来：

       程本非重器，骤历显位，举止不恒。时朝廷草创，庶物未备，班列萧然，寺署多缺。程、革受命之日，即乘肩舆，驺导喧沸。庄宗闻诃导之声，询于左右，曰：“宰相担子入门。”庄宗骇异，登楼视之，笑曰：“所谓似是而非者也。”[62]

庄宗灭梁后任命的宰相赵光胤，其父赵隐为僖宗咸通时宰相，兄光逢仕梁为相；他本人“以词艺知名，亦登进士第”，但他被置于重位，则是因为“议者以为国朝典礼故实，须访前代名家”[63]。由豆卢革推荐的另一宰相韦说，是唐福建观察使韦岫之子，“亦无学术，徒以流品自高”。“时郭崇韬秉政，说等承顺而已，政事得失，无所措言。”[64]由此也可以得知，当时的朝廷主要是以“衣冠”“名流”缘饰政治，而并非真正依靠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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