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的悲哀，甚且落井下石。一些“书生”成为整肃“清流”事件的直接推动者[35]；而一向鄙薄敌视“清流”的朱温，实际上也是“家世为儒”的书生后代[36]。这使我们注意到当时“流品”“清浊”问题影响之广及其严重程度。
这场“清流”之祸，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柳、李、张等个别人物[37]。白马驿事件的导因，从字面上看，起自当时的权势者对于“浮薄”风气的憎恨。除指责裴枢等人“浮薄”之外，朱温也曾斥骂赵崇为“轻薄团头”[38]。在唐代，“浮薄”一词的高频率出现，是在词科取士兴盛之后。彼时所谓“浮薄”，多是相对于经术笃厚学风而言，指词科进身者艺业的华而不实[39]，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礼法旧门”对于“词科新贵”的轻蔑[40]；而唐末裴枢、赵崇等人所抑制的，是急于晋身的“浮薄”；至于朱温、李振等人以及天祐诏书中的“浮薄”之说，尽管利用了这一习见词语，却将其与“衣冠”“清流”直接联系在一起[41]，流露出社会上的新起势力对于名流士大夫发自内心的不信任甚至仇视。词义的变迁背后，事实上寓含着深刻的社会变迁之轨迹[42]。
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
唐末黄巢失败后，朱全忠遂执统治之大权。凡藉进士词科仕进之士大夫，不论其为旧族或新门，俱目为清流，而使同罹白马之祸，斯又中古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43]
白马驿事件的意义，与其说是使唐室重臣受到斩尽杀绝式的打击，不如说是一次时代鼎革的警示。正是这种“梁有禅代之谋”，而“衣冠自相残害”的状况，迫使当时的许多士人避世不出[44]。欧阳修在所作《唐六臣传》中开篇即慨叹道：“甚哉，白马之祸；悲夫，可为流涕者矣！”一个是“笑而从之”，一个是“可为流涕”，如此鲜明强烈的感情色彩对比，背后透露出来的，是煌煌大唐穷途末路之时士大夫们的无奈。
二、“崇尚”与“荡涤”
（一）
即便在唐末五代最为混乱的政治局面之下，担当着各个层次统治权力的职业军将们，事实上都不能无视诸雄对峙的压力以及政权运作的需求，都不曾全然排拒文人们作为治事参谋、行政助手的作用。而不同背景、不同资质的文人，各居其位，充当着不同的政治角色。
开平元年（907）五月，后梁建立之初，朱温组建的执政班子是：以唐朝旧臣张文蔚、杨涉、薛贻矩为宰相[45]，而由“预帷幄之谋”的近臣敬翔担任掌领机要的崇政院使。易代之际的这批宰相，张文蔚父张裼“朝望既高，号为流品”[46]，他本人“以文行知名”，“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杨涉出“唐名家，世守礼法”；薛贻矩“名家子，擢进士第”[47]。其后任相的张策、赵光逢、杜晓，都是“衣冠子弟”，两三辈唐室重臣[48]。这些人无疑仍然属于“清流”之绪馀，他们对于制度的熟悉以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有利于新朝统治的稳定。但是，这批人物，其活动形象树立于前朝，在时人心目中难遽割断他们与前朝的关联，创业君主对他们也并不放心：
时全忠恐唐室旧臣不利于己，往往阴访群情，疑贰之间，及祸者甚众[49]。
这使他们可能是某种连贯性的象征，却不会是新朝的决策核心。而值得一提的是，一方面当时的唐室旧臣人人自危，另方面这些宰相在位却相当稳定[50]。正是由于王朝的实际决策权牢牢把握在梁太祖及其亲信谋臣手中，而中书门下职任则无关紧要（或者说一定程度上“虚仪化”），终致保全了这些居位的宰相。
与李振同样在唐末“举进士不中”的敬翔，“尤长刀笔，应用敏捷”，归附朱温后，“扈从征伐，出入帷幄，庶务丛委，恒达旦不寝”[51]，他典掌机要，前后跟随梁太祖三十年，宠任不替，“军谋、民政，帝一以委之”[52]。胡三省称“全忠之移唐祚，敬翔之力也”[53]。被梁太祖誉为“叶赞之功，惟裴公有之，他人不足当也” [54]的裴迪，“敏事慎言，达吏治，明筹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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