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之后又有这样一段说明：

       和王傅张廷范者，全忠将吏也，以善音律，求为太常卿，全忠荐用之。宰相裴枢以廷范非乐卿之才，全忠怒，罢枢相位。柳璨希旨，又降此诏斥枢辈，故有白马之祸。

这段说明有其不确切处。裴枢对于张廷范的抵制，主要不在于其“非乐卿之才”，而在于他不属“清流”。同为《旧唐书》，《裴枢传》中所载朱温“切齿含怒”的一番话，也是指责裴枢说：“吾常以裴十四器识真纯，不入浮薄之伍，观此议论，本态露矣。”
       这篇指斥“浮薄”的诏书，出自亦属“衣冠流品”的宰相柳璨之手[24]。柳璨任相后，为同列之裴枢、独孤损、崔远等“宿素名德”所轻，因而“深蓄怨”[25]。该诏书可以说是对于士大夫“清流”势力的一次清算。它将唐王朝当时面临的严重危机归因于长期以来对于文武清浊的区分。这种说法，在点破了一个重要事实——“朝廷宿望”集体性的被清算，背后存在着自关陇集团破坏以来文武矛盾酿就的严重问题[26]——之同时，也刻意掩饰着另外一些事实：例如朱温清除异议障碍的篡国企图；例如此次对于衣冠之士的翦除，事实上与文人之间的种种积怨有关。
       是年五月，出现星变。柳璨“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馀人”[27]，且言于朱温曰：“此曹皆聚徒横议，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灾异”[28]；被朱温称作“张夫子”、倚为“谋府”的张策，因当年出家归俗、数就贡籍而被知举官赵崇所抑，亦“极力媒蘖”[29]；曾经屡举不第的朱温谋士李振也建议说：“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且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30]于是，不但裴枢、独孤损、崔远三人与陆扆、王溥等相继外贬，“自馀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31]六月戊子，遂有白马之祸：

左仆射裴枢·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守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工部尚书王溥、吏部尚书陆扆皆以无罪贬，同日赐死于白马驿。凡搢绅之士与唐而不与梁者，皆诬以朋党，坐贬死者数百人，而朝廷为之空。[32]

“白马驿事件”的建议人与决策者之泄愤、打击的对象虽非完全一致[33]，但事件的直接目标，显然是针对“衣冠清流”的。事件中罹难的主要人物，都是昭宗时期的唐廷重臣。尽管“唐自昭宗迁都之后，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备员而已”[34]，但直至白马驿事件，才算是残忍而明确地宣判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三）

       “白马之祸”之所以在时人心目中以及后世议论中留下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不仅在于杀戮本身的惨酷，更在于继之以将“衣冠清流”之尸投入黄河之浊流。正是这一“清”一“浊”，彰显出这件事的深层次意义所在。《旧五代史》卷十八《李振传》中说：

       天祐中，宰相柳璨希太祖（按指朱温）旨，谮杀大臣裴枢、陆扆等七人于滑州白马驿。时振自以咸通、乾符中尝应进士举，累上不第，尤愤愤，乃谓太祖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太祖笑而从之。

在事变面前，李振等人不仅全无物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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