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有艺能，多无士行，问策谋则杜口，作文字则倩人。所谓虚设其员，枉耗国力。”[119]
当时尽管不乏正身持家乃至刚强执法者，而各层文臣圈中“全节之士、死事之臣”却少而又少，正所谓“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120]。书生们自己也承认，“口不饶人”却又“薄德无顾藉”者，“措大打头，优伶次之”[121]。“儒者”“缙绅之士”在此时的道德形象引起了特别的关注[122]。后周以来，统治者开始警惕类似的问题，从而导致了“宋初政治伦理和社会道德的重建”[123]。
问题的暴露、时代的呼唤，虽然已经足够充分，但是，群体性而非个别新型人材的养育，却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
四、交汇与再造
在“云雷搆屯，龙蛇起陆；势均者交斗，力败者先亡”[124]的环境下，社会上追求的首先是“势”与“力”，统治方略中重武轻文自是题中之义。但是，如宁可先生所指出的，
就在这种极度的重武轻文的政治风气之下，唐中叶以来所发生的武人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却仍在悄悄地继续着。[125]
这一深层次的变化，正为由“重武轻文”向“重文轻武”的转化创造着内在的条件。而主要由“文士”与“文吏”两部分构成的文臣群体，自身亦经历着艰难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的阶段性完成，或者说初见成效，已经到了后周后期至北宋初期。
（一）
文武从来都是相互依存的，更何况是在激烈的对外竞争之中。或许可以说，正是扩展自身权力的过程，使本不熟悉行政财政领域的武将认识到了文人（首先是文吏）的用处；而出身于武将的统治者们对于身份地位提升的自我意识、对于以往同为统兵将帅的“比肩同气”者的警惕，更使得他们有了藉助谋士、笼络“秀才”（文士）的愿望[126]。而在当时的环境下，效力于这些统治者的文人，其特有长处的被承认、地位的提高与价值的实现，从总体上说，又是随着这般武将涉足领域的扩大而同步进展的。《旧五代史》卷六○《李袭吉传》中说：
自广明大乱之后，诸侯割据方面，竞延名士，以掌书檄。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准，凤翔有王超，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与袭吉齐名于时。
显然，所谓“竞延名士，以掌书檄”的现象，正是伴随着“诸侯割据方面”的状况而普遍出现的。
本对“书生”颇具敌意的梁太祖朱温，自幕府至朝廷运作皆自觉依靠敬翔、李振、裴迪等人，并且曾对青州节度使韩建表示，“政事之暇，省览经籍，此亦士君子之大务”[127]；他的儿子末帝朱友贞，更是“雅好儒士” [128]。后唐明宗李嗣源所委信的枢密使安重诲，“身为中令，任过其才”[129]，这一问题，皇帝、朝臣乃至安重诲本人都意识到了。据《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天成元年四月乙亥条：
帝目不知书，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能尽通，乃奏称：“臣徒以忠实之心事陛下，得典枢机，今事粗能晓知，至于古事，非臣所及。愿仿效前朝侍讲、侍读，近代直崇政、枢密院，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乃置端明殿学士。乙亥，以翰林学士冯道、赵凤为之。
对于冯道等“文学之臣”进谏的内容，身为“武君”的明宗，并不能完全理解，往往当他们离开之后，又“召侍臣讲说其意”[130]，足见他对于这类意见的重视。他自称“于经义虽不能晓，然尚喜屡闻之”；皇子出镇，他“选儒雅，赖其裨佐”。其子从荣“颇喜儒，学为歌诗，多招文学之士”；从厚也是“髫龀好读《春秋》，略通大义” [131]。
权倾一时的安重诲，倚枢密直学士史圭以备顾问，而且从端明殿学士之设到枢密直学士之升殿都与他的建议有关[132]；尽管如此，当他败亡之后，仍然引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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