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1] |
 |
时间：2009-7-24 13:55:45 来源：不详
|
|
|
版。
[8]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十一章第三节《晚唐微妙的形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
[9]《全唐诗》卷六四七。
[10]《全唐文》卷八二五《莆山灵岩寺碑铭》。
[11]《新唐书》卷一八二《崔澹传》。
[12]这些“名族”，既有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具有社会影响的旧有世族，也有隋唐以来形成的新士族。但究其实质，此时的“士族”，时代特征已与往昔大不相同。参见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社会卷》第一章《社会阶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3]《旧唐书》卷一一三《裴枢传》。
[14]《新唐书》卷一八二《崔远传》。
[15]《旧唐书》卷一七九《陆扆传》。
[16]《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按河东为柳氏郡望，柳璨为柳公绰族孙，据两《唐书·柳公绰传》，公绰为京兆华原人。
[17]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十四章《科举与社会等级再编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旅美学人陆扬等亦曾指出，门第升降，不仅是社会现实变化的结果，也是观念变化的结果；观念的变化，最终使社会变化得以完成。进士科取代魏晋南北朝的士庶之隔，成为新的清浊区分标准；本属才能层面的“文学”，具有了官场评判层面的价值意义。
[18]参见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中国中古社会史论》页339-363，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
[19]参见毛汉光：《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中研院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五十一本二分；宋德熹：《唐代后半期门阀与官宦之关系》，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湾学生书局，1990 年。
[20]《资治通鉴》卷二六二，昭宗天复元年正月条，载宰相崔胤、陆扆欲乘诛除内臣“四贵”之机，罢中官典兵，而参与诛除有功的原神策军将无不反对，他们向皇帝表示，“臣等累世在军中，未闻书生为军主。若属南司，必多所变更，不若归之北司为便。”
[21]《北梦琐言》卷六《韦太尉伐西川》。
[22]《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
[23]《新五代史》卷三五《唐六臣传》
[24]按柳璨虽出自河东柳氏，而自幼孤贫，宗人之贵显者，“不以诸宗齿之”（《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这种背景或许使其对于“衣冠清流”素有积怨。
[25]《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
[26]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帅可兼任”，而自该集团衰腐破坏之后，至玄宗朝，“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见该书页48—49，三联书店1956年版。
[27]《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
[28]《资治通鉴》卷二六五，昭宗天祐二年五月乙丑条。
[29]《唐摭言》卷一一《反初不第》。又，《北梦琐言》卷三《赵大夫号无字碑（张策附）》条亦载，“清河公乃东依梁主而求际会，盖为天水拒弃，竟为梁相也。”
[30]《资治通鉴》卷二六五，昭宗天祐二年五月乙丑条
[31]《资治通鉴》卷二六五，昭宗天祐二年五月庚辰条
[32]《新五代史》卷三五《唐六臣传》。
[33]例如，柳璨、张策针对有宿憾的“朝士大夫”，李振针对科场仕途得意之“清流”，而朱温则既忿忿于流品问题，更欲为新政权扫除潜在的障碍。
[34]《旧五代史》卷十八《李振传》
[35]李振“深疾缙绅之士”的举措被视为“鸱枭”之行；而柳璨亦因其助纣为虐而被称为“隤其家声，所谓‘九世卿族一举而灭之’”（《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祐元年正月丙午条下胡注）。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其书生身份及家世背景而言的。
[36]《北梦琐言》卷十七《梁祖为佣保》条称其“家世为儒，祖信、父诚，皆以教授为业”；朱温本人，亦曾称其父为“朱五经”，见《新五代史》卷十三《梁家人传一·文惠皇后王氏》。
[37]唐末至五代初期，不得志文人利用机会挟怨报复的事例很多。例如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后流落河朔，为（魏博节度）乐彦祯从事，多怨朝廷之执政，尝有诗云：‘劝君不用夸头角，梦里输赢总未真。’”伺机决一胜负的企冀跃然纸上。中和四年（884）十二月，前宰相王铎被害于魏博，导因之一即李山甫“以咸通中数举不第，尤私愤于中朝贵达，因劝（彦祯子）从训图之。”参见《南部新书》丁、《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北梦琐言》卷十三《草贼号令公》。
[38]《南部新书》甲。
[39]参见《旧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卷一一九《杨绾传》、卷一三五《韦渠牟传》、卷一六八《钱徽传》
[40]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页92, 三联书店，1956年版。
[41]唐末五代时期取类似说法者不为罕见。朱温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