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谨慎低调的语气，人们并不陌生。这不仅与宋初帝王对“书生”的估价和态度相关，也与五代以来“书生”们的自我定位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后唐张宪对庄宗的感戴：“我本书生，见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极。苟腼颜求生，何面目见主于地下？”[180]冯道对晋高祖的回答：“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毫之失”[181]；王朴《平边策》中对周世宗的表白：“臣书生也，不足以讲大事，至于不达大体，不合机变，惟陛下宽之”[182]……凡此种种，既体现着书生们对于自身责任的认识，又反映出他们对于自身地位不稳定的感觉。陈傅良等人所谓“事业付之书生”[183]的豪迈，尚非赵宋开国初期之事。
       北宋初年，执政的文臣们虽然往往以进士起家，但多数精通吏道，具备丰富的基层实践经验，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社会现实而反感于浮泛的高谈阔论。他们中的多数以镇重勤勉著称，例如“习吏事”而“晚年手不释卷”、果断深沉的赵普[184]，“少好学，有大志”而修政事、任宽简的薛居正[185]，“清介醇谨”、“有祗畏谨守之美”的沈义伦[186]，“重厚简易”、举重若轻的吕馀庆[187]，博通经史、“淳谨”俭素的刘熙古等人，都是赵宋开国后一系列“祖宗法度”的参与制定者和忠实维护者。
       不过，真正形成为具备明确的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张扬、兼具才学识见与行政能力的新型士大夫群体，还是要到十一世纪的前中期。有宋一朝士大夫与帝王“共治天下”的格局，也直至此时才终于确立。这既与朝廷政治体制的调整与规范化过程有关，也与文臣群体综合型素质的长育成熟有关。

[1]如果我们着眼于历史运行的实际状况，而不仅仅是朝代的兴废，那么，应该说，自唐朝末年经五代至北宋初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面临的社会矛盾性质类似，统治者在挣扎摸索中致力于解决的问题类似，这段期间事实上属于同一单元。本文所谓“群体”，是指社会上的某些类属，指具有某些认同感的人们的集合。群体中的成员，可能有出身背景、品级层次、个人经历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诸多不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紧密谐调，但就其整体而言，有着明显的共同特征。从这一意义上，本文将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称为“群体”。这一群体，就其文职官员身份而言，可以笼统归之为“士大夫”；但就其整体资质而言，却并非兼具“官僚”与“学人”的特性。出于这一考虑，本文尽量回避“士大夫”这一概括方式。本文的讨论重点，不在于文官体制中的设官分职及权力行使等问题，也不在于士人道德观念的演变与思想的转型，而试图围绕文臣群体内各类人物之能力素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探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王小甫教授和北大历史系博士生李全德的大力帮助，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2]参见包弼德（Peter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二章《士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史论丛（增订本）》，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绪论《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加入并影响这一过程的因素很多。仅就文臣群体而言，十世纪前中期，在中国版图之内曾经先后存在多个政权，文臣状况亦互不相同。本文重点在于考察自唐末至宋初的文臣群体，而赵宋开国时期所继承的，主要是五代后周的臣僚班底；故姑且不涉及北方的辽与南方诸国之情形。
[4]所谓“文武关系”，不仅包括文臣武将群体之间的关系，还应该包括文武两类不同职业需求以及术业专长的关系。以往学界所讨论的，多在于前者；本文亦限制于文职臣僚及其相关范围之内。
[5]本文所谓“文吏”，主要是指文臣中原吏职出身、特别是以吏能见长者，而不是指低级属吏序列中人。汪篯先生将吏治与文学之争视为唐代“玄宗朝政治史发微”的关键问题，见《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阎步克在其研究中，将学士、儒生与文吏的分化与融合关系，作为理解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的主要线索之一，见《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北梦琐言》卷十二《铁补阙贞澹》。
[7]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衣冠”通常是指文士、缙绅。该词的含义，像历史上许多辞汇一样，寓有明显的时代印痕。张泽咸先生在其《唐朝阶级结构研究》一书中专门谈到，唐代后期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衰颓，“士族、衣冠的内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见该书页506，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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