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者以重诲有经纶社稷之大功，然志大才短，不能回避权宠、亲礼士大夫，求周身辅国之远图，而悉自恣胸襟，果贻颠覆。

《新五代史》卷二四《安重诲传》则说：

        虽其尽忠劳心，时有补益，而恃功矜宠，威福自出，旁无贤人君子之助，其独见之虑，祸衅所生，至于臣主俱伤，几灭其族，斯其可哀者也。

所谓“亲礼士大夫”与“贤人君子之助”，被认为是立足于不败的重要保证，这种观念，应即出现于时人（“议者”）的反思之中，而非肇始于薛居正与欧阳修。
       唐末五代，一方面“书生”“措大”为人鄙夷，另一方面人们心目中的“士大夫”却又维持着操守清正的形象。李袭吉

       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视事之暇，唯读书业文，手不释卷。性恬于荣利，奖诱后进，不以己能格物。参决府事，务在公平，不交赂遗，绰绰有士大夫之风概焉。[133]

明宗称赞冯道“真士大夫也”，是由于他

       性纯俭，顷在德胜寨居一茅庵，与从人同器食，卧则刍藁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忧退归乡里，自耕樵采，与农夫杂处，略不以素贵介怀[134]。

接近士人的倾向，出现于不同层级的武将及其子弟圈中。“位极人臣”的张全义，“起战士而忘功名，尊儒业而乐善道。家非士族，而奖爱衣冠，开幕府辟士，必求望实。属邑补奏，不任吏人”[135]；后梁、后唐的开封府尹王瓒，“能优礼搢绅，抑挫豪猾，故当时士流皆称仰焉”[136]；相里金“为人勇悍，而能折节下士”[137]；后周太祖内弟、“家世素微贱”的节度使杨廷璋，“善待士，幕府多知名人”[138]。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诚如学者所说，“当时或有优礼文士者，然仅限于文辞秀句，以掌书檄而已，于儒行无与焉”[139]；但接近乃至“优礼”文士之过程既已开始，便难免朝向其特有的路径展开。宋人津津乐道于宋初武将的读书风气，并将其归因于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140]的提倡，实际上，武将及其后代听讲、读书，是一渐次趋于普遍化的过程，这与武将们来自实践的感受，以及身边读书人对其影响有直接关系。
       唐末的魏博节度韩简、凤翔节度李茂贞雄鸷跋扈，而“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因令身边儒生讲说《论语》、《春秋》[141]；后梁的魏博节度罗绍威，“喜文学，好儒士”，且能“下笔成文”[142]；“少为牙将”且“累居右职”的赵克裕，祖、父皆为军吏，自己却“好读书，谨仪范”[143]；出自“世以军功为牙校”之家的张宪，本人“喜儒学”，“尽通诸经，尤精《左传》”[144]；“昆仲为军职”的庄宗内兄韩恽，“亲狎儒士，好为歌诗，聚书数千卷”[145]；后晋高祖妹婿史匡翰，系李克用骁将史建瑭之子，“史氏世为將，而匡翰好读书，尤喜《春秋》三传，与学者讲论，终日无倦”[146]；史弘肇的儿子德珫，“粗读书，亲儒者，常不悦父之所为”[147]。
       这使我们看到，唐末五代时期，一方面，出入于朝廷的上层文士之才能结构不敷需要暴露得日益充分；与此同时“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148]，学术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而另一方面，动乱中斯文不绝如缕，恰如冰河下之潜流；这一阶段又是教育趋于社会化，知识普及与文字能力扩展下移的时期。缺乏晋身途径而活动在社会基层，活动在乡里闾巷、佛道寺观乃至行伍军旅的文士，对于推动这一进程起着关键的作用[149]。仅举“军旅”为例：《宋史》卷二六三《张昭传》中提到“后唐庄宗入魏，河朔游士，多自效军门。”士人们的“自效”与被接纳，引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