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我们把前后相继的五代作为“一个”阶段、把文职臣僚作为“一个”群体来看，那么，在这一时期中重武轻文的极端事例举不胜举；假若我们着眼于不同的时期、着眼于不同类别的文臣，将这一个个“板块”拆解开来，更加逼近地予以考察，或许能将文武关系以及文臣能力素质的调整脉络看得更为清晰[153]。
       大概可以说，在文臣群体中，居于主导地位、作为被关注中心的，是其中的“文士”[154]。研究者通常所说的“轻文”，主要是就轻视文士的状况而言。实际上，从最高统治者的角度，对于文职官吏的利用与依靠，不容暂缺。五代时期经历着一个自重用“文吏”向重用“文士”转化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一方面是半个多世纪中官僚制度的演变与权力重心的调整，一方面是文士自身的痛苦改造与调适，是发生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文臣群体的转型。
       这一时期的文臣群体，其性格特质的塑造，其能力结构的调整，其人员组合的方式，实际上都处于开敛整合的过程之中。从表面上看，尚武的浪潮将无数士人及其前程吞噬席卷而去；而实际上，从正常轨道抛掷出来的文士（如李袭吉、谢瞳、敬翔、李琼等人），却在调适自身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改变着周围的武人与所处的环境。
       从唐末到宋初的文臣之遭际，与官僚政治制度的更革有直接的关系。从宰相职任的一度“虚仪化”到中书门下权力的逐渐回归，从枢密院自内廷走向外朝到机要、行政事权的分任，制度的变迁给予文士们日益增多的展示作为之机遇。强化君主集权的努力，使得“职系禁庭，地居亲近”[155]的翰林学士、备应对顾问的端明殿学士、得以“升殿侍立”的枢密直学士[156]等，有了接近皇权的更多机会，给这般身任“近职”[157]的所谓“文学之臣”创造了直接或间接参预决策的可能。
       从敬翔等人开始，时而有一些“好读书”而“擅吏能“的综合式人物出现；我们可以注意到文臣群体中“文士”与“文吏”式的角色素质在碰撞中的融通，注意到其边际的不断模糊化。例如，梁太祖称为“必办吾事”的李珽，“聪悟有才学，尤工诗赋”，在紧急被召草檄之际，“笔不停缀，登时而成”，“大为太祖嗟赏”[158]；唐庄宗的北京留守张宪，“学识优深，尤精吏道，剖析听断，人不敢欺”[159]。“论议纵横”的“儒士”任圜，“每以天下为己任”，明宗时兼任宰相及三司使，“忧公如家，简拔贤俊，杜绝侥幸，期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160]。祖辈为牙校的史圭，“好学工诗，长于吏道”，做到枢密直学士，且“有入相之望”[161]。后晋宰相和凝“文武全才”而修饬严整、管理有序[162]。冯道“好学能文”且擅长政务[163]，于万民倒悬之际历任四朝而自诩“长乐”，其曲逢韬晦实不足称，但就能力结构而言，应该说他属于过渡型的人物。在融会贯通的过程中，具备“文吏”特性者所受之推动，亦不容忽视。即便是一向蔑视文士的杨邠，也是“末年留意缙绅，延客门下，知经史有用，乃课吏传写”[164]。
       后周参与执政的文臣群体，已经显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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