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国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尽心，知无不为，军旅之谋，多所裨益。范质明敏强记，谨守法度。李穀沉毅有器略，在帝前议论，辞气慷慨，善譬谕以开主意。

到世宗时，更是

              天子英武，乐延天下奇才，而尤礼文士。[165]

显德年间的几位宰相中，范质“以儒者晓畅军事，及其为相，廉慎守法”；李穀“厚重刚毅”而“辞气明畅”；王溥“刀笔家子，而好学终始不倦”；而“尝为小史”的魏仁浦，则不仅“善书记”，且“以宽厚长者著称”[166]。明经出身而曾任吏掾的景范，被任为宰相且判三司，在命相制词中，称之为“奉上得大臣之体，检身为君子之儒”[167]。几位枢密使中，王朴“好学善属文”，既有器识又善理庶务，备受世宗倚信[168]；“右职”出身的郑仁诲，“为人端厚谦损，造次必由于礼”[169]；本系郭威“亲校”的吴廷祚，读书好学而“谨厚寡言”[170]。尽管这批人出身、经历、特性各异，却大都谨慎端方而熟悉吏道。这使我们看到，此时的朝廷重臣，素质与能力结构已经与唐末相当不同。

（三）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与唐末以来“衣冠殆尽”相先后，一些饶有实践经验、兼具文字与治事能力的士人之崛起，成为惹眼的现象。经过数十年由个别而扩展的历程，逐渐现出了综合型人材的端倪。这一过程事实上并非出于某种自觉的“右文政策”之推动，而首先是以文士在生存压力下个人吏能的提高、在实践中对于吏道的熟悉为突破口的。
       数十年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范质所作《诫儿侄八百字》诗中，自称“吾家本寒素，门地寡公侯”；而且谆谆告诫儿孙们说：“府掾监省官，高低皆清美。”[171]王溥的《咏牡丹》诗，辞句浅白而寓意鲜明：“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172]
      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不仅“科举制度汲引寒士之效用，愈久而愈见”，而且，吏能突出者自下层的升进、藩府对于宾幕校吏之辟署，都为寒士的崛起提供着更多的机会[173]。在文士们自我能力素质再造的历程中，“清流”“浊流”、“文学”“吏治”、“文章”“经术”之类传统分野受到了强烈冲击。个人家世背景的淡化、能力素质的凸显、不同特长的兼纳以及内部关系的调整，为北宋时期文臣群体面貌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
       宋人经常宣扬“艺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174]，似乎北宋建国伊始，即进入了读书人的黄金时代。而事实上，职业军人出身的皇帝赵匡胤与读书业儒的文臣之间有着相当的隔膜感。人们熟知宋太祖在对赵普言及派文臣“分治大藩”的考虑时所说的一段话，即：

       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馀，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175]

“纵皆贪浊”一语使我们看到，太祖当时对于“儒臣”的评价，是相当谨慎而低调的。揣度这位不久前“变家为国”[176]的皇帝之心理活动，联系到他对于禁军统帅的高度戒惕，不难注意到其防范重点所在。如果无视太祖心目中的这种轻重关系，而步宋人后尘，将其炫耀为开国之初即奠立“重文轻武”之国策，显然会失之于草率。
       戒惕重点不在文臣，并不等于真正倚重文臣。较之前代，宋初的文臣确实获得了相对宽松而可以有所施为的环境。但与此同时，我们了解太祖对于“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的感叹[177]，也了解即便如赵普般居于高位者，也并未因自己的“书生”身份而意气风发[178]。赵普经常告诫其子弟说：

       吾本书生，偶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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