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肇又厉声言曰：“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按，指文职官吏手中之笔），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虽有长枪大剑，若无‘毛锥子’，赡军财赋自何而集？”

就是这个挺身而出为“毛锥子”辩白的王章，亦“常轻视文臣”。根据《旧五代史》卷一○七其本传的记叙，

       章与杨邠同郡，尤相亲爱，其奖用进拔者，莫非乡旧。常轻视文臣，曰：“此等若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事！”

“常轻视文臣”一句，在《新五代史》卷三十《王章传》中，作“尤不喜文士”，更加明晰地点破了他所不满的对象。王章的密友杨邠，出身“州掌籍吏”，后汉高祖时曾任枢密使，至隐帝时，更自枢密使而兼任宰相。他“出于小吏，不喜文士。……虽长于吏事，而不知大体，以谓为国家者，帑廪实、甲兵完而已，礼乐文物皆虚器也。”据说杨邠因此而“不在清议”[87]。
      可以看出，以簿籍筹算之能自恃的这些“毛锥子”，一方面处于咄咄逼人的武夫之对立面，另一方面也立场鲜明地与文士儒生相互判分[88]。文士与专长吏干者之间的隔阂，之所以在这一阶段显现得格外突出，不仅是长期以来行政事务的类别分野所造成，也是晚唐以降文士自身的操履素质与才学结构大不适应变异丛生之新环境的结果。不具备专门化行政技能的文士们之“好学”“明敏”与其应对变局、处理繁剧时的迟滞恰形成为鲜明的对照。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一方面，文臣们所面临的责任，被简单干脆地化约为“治剧”，“吏能”受到空前的重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动乱的影响，尽管民间士人颇有沉潜于学问、读书业儒者[89]，而活跃于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文士”中，很少有崇尚学术而修养深厚之人。从这一意义上讲，当时文臣内部的差异和矛盾，与其说体现着“文学”“经术”与“吏干”之争，毋宁说反映出不同职业素质在“治剧”需求面前的参差。 

（二）

       “时中原多难，文章之士缩影窜迹不自显”[90]，文书运行却不容暂停，了解并擅长章表笺奏程式的文人，受到特别的重视[91]；而就当时的行政内容而言，钱谷调度占居着尤其重要的地位。在战事扰攘的时期，文翰、理财能力成为衡量文臣价值的关键指标。
       “专制河东留守事”的张承业，曾经重用有“器量”的文士吕琦，设法保护了恃才傲物的卢质；但如前所述，他也曾叱责另一文士卢程：

       时张承业专制河东留守事，人皆敬惮。旧例支使监诸廪出纳，（卢）程诉于承业曰：“此事非仆所长，请择能者。”承业叱之曰：“公称文士，即合飞文染翰，以济霸国，尝命草辞，自陈短拙；及留职务，又以为辞，公所能者何也？”程垂泣谢之。[92]

在张承业等人看来，僚属的价值应该直接体现于其治事功能，既称“文士”，则应或善于文翰，或长于筹算。出自“望族”的凤翔节度掌书记李专美，与节度判官韩昭胤等共同佐助后唐末帝起事，末帝进入洛阳后，曾因犒军金帛不足事责备他说：

       韩昭胤首鼠，我不责办；卿士人子弟，尝言有才术，今致我至此，不能运度以济时事，留才术何所施也！”[93]

韩昭胤其后由枢密使而致宰相，末帝不曾加责于他，而寄厚望于“尝言有才术”的“士人子弟”李专美。这些不足以应付时事的文士，在当时局面下的尴尬是显而易见的。无怪乎时人经常慨叹：“儒生中通变者鲜矣！”[94]
      这种状况，责任并不仅仅在于儒生文士个人，而是长期政治措置的结果。曾在荆南掌政事的孙光宪，讲过这样一段话：

       古者文武一体，出将入相，近代裴行俭、郭元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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