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风气浸淫渐染下，不少“暴为贵人”者附庸风雅，滥称“门族”[78]。
       另有一例是，“本出于西夷”[79]的石敬瑭，其父“番字臬捩鸡”，其曾祖母安氏、祖母米氏、母亲何氏，应该都属于突厥化的粟特族裔[80]；却攀援上溯，号称“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81]。其实，人们很少相信这种说法。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晋高祖本纪》中，特别声明：“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以此暗示其出身之卑微。事实上，取姓石氏，可以看出石敬瑭一支与昭武九姓的密切族属关系；其标榜，则显然是受到汉地文士攀附祖先的影响，并藉以作为争取中原民心的策略。      
       这些出身卑微的上层统治者，例如郭崇韬、石敬瑭等，也去联宗合谱，标榜“祖德”，攀附“流品”，反映出当时影响该群体的特定文化心理，实际上也是他们骤然面对中原传统文明而不够自信的表现。
       豆卢革们的举措使我们看到，自晚唐到五代前期，中原地区一些“名门之后”，一方面家业实力难以自保，一方面又卷入政治漩涡之中心，以“阀阅”“冠冕”双重身份合一的面目出现[82]。面对剧烈的变动，其知识与能力结构遇到了严酷而艰巨的挑战，他们的头脑中，全然缺乏走出困境、应对时代变局的方略，因而顽固抱持旧有传统，试图以门第观念去影响新一代的统治者。而自唐代以来这种追求门第流品，甚至冒称谱系的作法，既遭致左右侧目，又稀释了乃至淹没了“名族”，使其不再为时人所重。这使我们觉察到“扫荡”与“崇尚”的合力。
       孙国栋先生在其《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中，以晚唐五代北宋各代人物之出身家世统计作为基础，讨论动乱前后社会各阶层人物升沉转换、兴衰交替之迹象，指出：

       唐代以名族贵胄为政治、社会之中坚，五代以由军校出身之寒人为中坚，北宋则以科举上进之寒人为中坚。所以唐宋之际，实贵胄与寒人之一转换过程，亦阶级消融之一过程。深言之，实社会组织之一转换过程也。[83]

就这一消融过程而言，新旧社会势力冲突激荡的流程，远比极端化的“白马驿”式的处置方式影响深刻且奏效。郑樵所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84]，一方面是唐末农民起义与遍及南北的大动乱予名门望族以沉重打击的结果，另方面也是社会变迁背景之下“联宗合谱”鱼龙混杂，最终丧失了族系辨识意义的结果。“阀阅”背景的消泯，无疑为北宋士大夫阶层在新基础上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文士”与“吏能”

       欧阳修在撰著《新五代史》的过程中曾经痛感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职废于丧乱，传记小说多失其传，故其事迹终始不完，而杂以讹缪。至于英豪奋起、战争胜败、国家兴废之际，岂无谋臣之略、辩士之谈？而文字不足以发之，遂使泯然无传于后世。[85]

或许与这一原因有关，今天的研究者较少见到当年文臣在政治舞台上挺特隽迈的形象；时时扑入我们眼帘、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文士的基本素质与“吏能”需求之关系问题。

（一）

       在武人政治的大环境下，文臣参与议政、决策的活动空间被大大挤压；而在文书运行、财赋管理、刑事鞫断等文职事务中，具备专门化的“吏能”者显然更为习熟、更有优势，他们事实上成为官僚行政的主要承担者。从后唐到后汉，所谓“前朝”问题不再突出，而文士与文吏出身者之间的矛盾却愈发凸现出来。当时即便是身为文臣的杨邠、王章等人，对于文士的轻蔑亦溢于言表。
       论者在分析五代的文武关系时，经常引用后汉时期禁军统帅史弘肇的一句话，即“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86]据《旧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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