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关键词]王闿运；以礼自治；通经致用
　　
　　鸦片战争后，社会、人心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王闿运与晚清许多学人一样对此深表关切。面对晚清社会萎靡重利，人心陷溺的现象，他期求医治之道。但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士人，他对西学有一种抵触心怀，这决定他只能从古代的圣经贤传中寻求启发。所以他致力于研治经学，五经之中，他独崇《春秋》，指出“致用当通《春秋》”，认为《春秋》旨在拨乱，可以作为乱世的致用大法。他在《春秋例表，围取人灭例表》序中说：《春秋》所以拨乱，将使诸侯各守其封地而不相侵陵。强凌弱，众暴寡，则君子耻之，天下不得相灭亡而太平治见矣。然无他道，在自治以正，反求诸己。故抑负固，贵死位，贱苟免，绝贪利，义相反而各得道，并行而不悖，虽亡国杀君相随续，而圣人之治之也，雍乎游之于礼乐之林，皆愧畏悔悟，各正性命，不怨天，不尤人，确然其有以自乐也。盛哉乎!非尧舜之世，其孰能若此乎!然其忧深而思精，例繁而义隐，传者慎之，发挥旁通，词详旨闳……王闿运强调《春秋》拨乱，认为《春秋》王鲁，为孔子的王心所加，鲁国处在各国礼衰乐崩的时代，虽然外在形式恶劣，但是鲁国从自己本身做起，最终“抑负固，贵死位，贱苟免，绝贪利”，达到太平治的境界。王氏指出拨乱功成是一个臻于礼兴乐盛的境界，而要达到太平盛世，就要先“自治以正，反求诸己”，其最根本则离不开礼的作用与功效。
　　“礼”的内容十分宽泛，从国家典章制度到个人行为举止修养，无所不包。“礼”包括《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影响最为深远，成为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之一。孔子将“礼”的精神实质发扬光大，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说明礼是人心的呈现，是一种内心的自觉作用，孔子又说：“礼之用，和为贵”。“和”就是和谐，礼最根本切要的目的，是要使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维持一种高度和谐的状态。“礼”又是理性的辨别，凡事经过理性辨别，应行而行之，便是“合理”。所以，《礼记》说：“礼也者，理也。”又说：“礼也者，天地之序也。”《左传》鲁隐公十一年记载君子评论郑庄公的一句话：“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古人认为，礼不但可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并可以提供生活的秩序以及为后代子孙的幸福奠下基础。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小至个人修养，大至经国治世都不可或缺的。
　　“礼”既然是中国的传统社会的规范和准则，作为在礼制熏陶下成长和生活的王闿运，自然也很重视礼。但他并不是要复古礼而是期盼在经典中寻觅出似“礼”一样的救世良方。在晚清经学阵营中，王闾运重《春秋》，宗《公羊》，无疑是今文学派之一员，但是他又汉宋兼采，不拘古今，超越经学古今流派之藩篱，对古文学经典《周官》(《周礼》)进行疏释和发挥，撰写了《周官笺》。他认为《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并将《周官》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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