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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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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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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式”、“九贡”、“九两”等十大法则，对地官、春官、夏官、秋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启导后世的治国理念，有着深远的影响。王闿运提出了“《春秋》者，礼也；礼者，例也”的命题，并为此付出几十年的努力，孜孜不倦地撰写、修改《春秋例表》，用简单明了的书写方式来表达“《春秋》者，礼也”的作用与意义。
王闿运认为礼的内涵是经学的根本，诸经所言皆是礼。他在《论习礼》中说：“治经必先知礼，经所言皆礼制。唯讲礼倍难于古，故自汉以来，唯重《礼》学，《官》例是典制本原，《礼记》推其宜变。诸经所言，有明见三《礼》者，引而释之；有不见三《礼》者，旁推以通之。余所著八笺，略发其例矣。”王闾运指出，群经所要表达的，都是礼制，并说明了自己为经学作笺注的原则：若是三礼中已有具体的内容，他就用三礼中的内容来解释经文的意义；若是群经的内容没有三礼具体谈到的礼制，他就用旁推的方式以求了解经文所要表达的礼制，并自称对经学所作的笺注都是为了发明礼制的条例，可见他认为经学的精神都是礼。
王闾运没有脱却古代礼制思想的藩篱，最具体的表现是，他把宋襄公和宋共(伯)姬两位泥礼的古人作为崇拜和效法的偶像，他说：“春秋受命者文王，而中兴者伯姬，拨乱者宋襄，而成之者孔子。”认为这两个人是中兴与拨乱精神的代表，完美的礼义道德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例如，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的经文记载了宋襄公与楚国约定在泓水的上边打仗，宋襄公坚持行军礼而与之战，所谓“临大事而不忘大礼”。结果宋兵大败，传文不以成败论，而称赞宋国在面临大事时仍然坚守礼节，不乘机攻击不摆好阵势的军队，即使是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王闾运也认为，“襄公一守礼而国以振，故讬此以为开国王。”宋襄公的行为虽然战败，但其最终能以礼服人，使国家振兴。经文体现的本是宋襄公的迂腐行为，但却被王闾运奉为用礼的典范。类似的例子在王氏经学著作中多有论及，王闾运认为在人心陷溺的乱世，唯有礼义足以化人，拨乱反正。由此可见，援经说政是王闿运经学的核心与灵魂。
王闿运援经说政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他在诠释经典的过程中，引出了“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主张。“自治”的观念来自于春秋公羊家所谓的“自正”，即强调先从自己做起，而后可以反正。在《公羊传》与何休的《解诂》中对此均有诠释。例如
《春秋》经曰：“隐公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公羊传》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於外大恶书，小恶不书，於内大恶讳，小恶书。解诂曰：“於内大恶讳，於外大恶书者，明王者起当先自正，内无大恶，然后乃可治诸夏大恶，……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者，内有小恶，適可治诸夏大恶，未可治诸夏小恶，明当先自正，然后正人”。
经文指出隐公十年六月壬戌这一天，鲁国在营这个地方打败宋国；辛未这天，取郜这个地方；辛巳又占据了防这个地方。根据《春秋》义例，取邑是不书日的，这里为什么书日?传文解释说这是因为一个月内连取了两次，说明鲁国好战，非常过分。国内的大恶，《春秋》都是避讳的，这次为何记载鲁国好战?因为对外国的大恶书写，小恶不书写；对于国内的大恶就避讳，小恶才书写，故没有隐讳。这表明治国在于“自治”，《春秋》之所以对鲁国的事详细记载，国外的事则记载得很简略，意即在此。
王闿运把“自治”作为整部《春秋》的重点，他说：“《春秋》先自治，拨乱而反正”，又说孔子“作《春秋》……言但自治，设条教也。”并且他在授课时对学生大发议论说“恒见己之不足，岂计人之顺逆，……治经致用，莫切《春秋》”，提醒学生学《春秋》不在经言奥义，而在致用，小至个人修身，大至治国平天下，都务求“自治”。关于他以自治言个人修养者，在他的《论语训》中更是作了发挥：
(1)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
训曰：门以喻道也。言游宦徒劳，教授有益也。从者，子路、子贡、颜渊皆异才尔。时犹未及门，在陈思归，裁其成章，乃皆升堂入室。若终身求仕，不暇讲论，故乱世以自治为贵矣。 朱熹曾对这段话进行解释：孔子尝厄于陈蔡之间，弟子多从之者，此时皆不在门。故孔子思之，盖不忘其相从于患难之中也。”王闾运则不从朱说，他将“门”解释为“道”，认为跟从孔子的子路、子贡、颜渊都是秀异俊材，不过当初都未能真正体会孔子的思想。及至困厄于陈蔡之间时，不能向外求仕进，故能专务于学问，会心于孔子的大道。王氏以为如果终身只知向外求取仕进，那么难以专心修养自己，反之，要使自己的涵养有所精进，必须以自治为重。如何才能自治呢?首先，王氏认为是言以律己，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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