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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崇与东佳书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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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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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购置、生徒的日常开销等巨额经费不是一般普通村落所能负担的。徐锴在《陈氏书堂记》的结尾部分介绍他为陈氏作记的原因时说，“门生前进士章毂尝从(陈氏书堂)肄业，笔而见告，思为之碣，”章毂可能是在书堂受业的陈氏姻亲中的一个。他也有一篇《东佳书院记》，记中写道“予顾东佳之名而思东佳之义，益信陈氏之长发其祥也，又何喙喙欤?义门之子曰恭、寰、东，三公自南昌来郡，而叙之话，言予心悠悠，契其庭教，想其宗旨，于是不遑乐为之记。”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为解决家族的婚姻问题而努力搞好乡邻关系，向邻里乡族提供包括教育等在内的各种帮助，这是唐代陈崇创办东佳书堂的一个出发点。而“乡邻化其德，狱讼为之衰息”的情形也为陈崇的举措作了最好的注脚。作为维持家族聚居手段之一的书堂实施对姻亲子弟的有限开放，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她的存在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家族及其教育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向。
六 两个尚待验证的假设
从士绅的作用、科举制度影响和家族婚姻关系等三方面来看，我们认为陈崇为江州陈氏东佳书堂的兴建者。但徐锴在《陈氏书堂记》中言之凿凿，称陈衮“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居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很明显徐锴认为陈衮是东佳书堂的创建者。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徐锴将书堂创建之功记于南唐时期的陈衮名下呢?我们推测有以下两种可能：
1)陈衮是东佳书堂大规模扩建者。据北宋中舍人胡旦于咸平五年(1002)写的《义门记》记载，江州陈氏于北宋(南唐)“开宝之末计口七百四十，咸平三年增至千四百七十八口”，胡旦写的这篇《义门记》是其“过浔阳，登庐阜，因访名家，得诣陈氏。览世谱，阅家法，询事实，具知其状，因为之记”，他的记录应该是比较准确可靠的。由此可知，较之陈崇时期的“曾元二百人”，南唐陈衮主家时的家族人口又有一个较大的增长，家族求学子弟也必然随之增加，陈崇初创的东佳书堂可能出现局狭逼仄、难以容纳的情况。如果再把由于书堂影响逐步扩大从而招至的四方游学之人不断增多的原因也考虑在内的话，书堂扩建是肯定的。于是陈衮子承父业，在其主家时扩建书院堂庑，增购图书至数千卷，并且增加了二十顷的学田作为书堂的固定办学经费，进一步完善了陈崇关于书堂的管理制度。这个推测和《义门陈氏本宗历代世系引》中“(衮)乃于居左二十五里东佳山麓增广书院堂庑数百间，聚书数千卷，割田二十顷，以资四方游学”的记载是相吻合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江州陈氏东佳书堂早期发展的一个初步脉络：早在陈崇之前陈氏已有服务于本族和姻亲子弟的家塾，随着家族聚居人口的不断增多等诸多原因，陈崇于唐大顺元年(890)兴建东佳书堂，并初创书堂学规(包括办学目标、生徒和书籍管理制度等)；至南唐陈衮时期，随着家族经济实力、聚居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和书堂影响不断扩大，陈衮对东佳书堂作了大规模的扩建，并对书堂的管理制度作了进一步完善，其堂庑、书籍和求学之士达至一定规模，东佳书堂遂于北宋初期发展成为“鼎峙江东”的著名书院。
2)徐锴的《陈氏书堂记》为请托之作，有讹误成份。徐锴的《陈氏书堂记》是在北宋(南唐)开宝二年(969)创作的，距陈崇制定家法，兴办书堂的大顺元年(890)约80余年，加之五代政局动荡、物是人非，而徐锴本人又没有去过江州陈氏家族，对陈氏的情况也不是很熟悉，在追述陈氏历史的时候可能出现笔误；此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陈氏书堂记》仍是受前门生、进士章毂所托，“笔而见告，思之为碣”，对于陈氏家族情况的了解主要从章毂那里得到的，极有可能章毂求学于东佳书堂正是在陈衮主家之时，于是在章毂的影响下，徐锴将书堂创建之功记于扩建者陈衮名下。这同时也说明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陈崇对东佳书堂的初建，较之南唐时期陈衮的大规模扩建其影响更小。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尤其是对一个一开始尚未表现出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而言更是如此。 上一页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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