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形态，通常被称为“华夷秩序”。[1] (上册，第10-13页)华夷秩序的基本原则是以中国封建君主为核心，四夷君王接受中国封建君王的册封并向他“朝贡”，从而在双方君王之间结成准君臣关系，并由此形成中外国家之间的宗藩关系。从汉朝开始，中国封建王朝在与周边邻国交往过程中，逐渐把与它们的关系纳入到华夷秩序的建构中。而对于海外诸国，中国封建王朝在它们中间构筑华夷秩序则是一个艰难而又缓慢的过程，而且收效甚微。
    以海外诸国中与中国最为邻近的东南亚地区来说，虽然早在孙吴时代就曾派遣朱应、康泰一行“南宣国化”，隋炀帝也曾派遣常骏、王君政等人出使赤土国，但并未形成真正的宗藩关系。[2] (第22-47页)即使是唐朝贞观、开元之盛，在南海诸国的华夷秩序上也未有作为。[3] (卷一九七，《南蛮列传》)忽必烈则凭恃着游牧民族的强悍战斗力，企图在海外诸蕃国中形成自己的“天下共主”地位，但也没有效果。[4] (卷二一○，《外夷列传三》)只是明成祖通过郑和下西洋等频繁而又大范围的外交行动，明朝才在东南亚地区全面建立起华夷秩序。
    如何看待郑和下西洋对于明朝与东南亚诸国之间关系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之间曾有不同看法。不少国内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往来和经济交流推向了新的高潮。（注：参见芦苇：《论郑和下西洋与东西方交往及东南亚地区的繁荣稳定》，载南京郑和研究会编：《郑和研究论文集》(第一辑)，第64-72页，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年；芦苇：《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贸易圈》，载南京郑和研究会编：《走向海洋的中国人》，第237-250页，海潮出版社，1996年；而比较全面的研究则推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甚至还有中国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推动了华人向东南亚地区的移民。（注：林金枝：《郑和下西洋与福建华侨》，载《南洋问题》，1985年第2期，第75-85页；翁国珍：《浅谈费信及其〈星槎胜览〉》，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第93-98页。）而一些西方学者则把郑和下西洋“说成是中国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时常把这些远航比做以后几个世纪的西方海上帝国主义。这样，就存在着把郑和的远航不祥地解释为中国在过去和未来对东南亚怀有不良企图的倾向”。[5] (第45页)
    不过，就国内学者的第一种看法而论，他们的关注点是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朝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繁荣表象，却相对缺乏对明朝与东南亚诸国关系形态的探讨。而就国内学者的第二种看法而论，在某种程度上却模糊地认可了西方学者所提出的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向东南亚地区扩张的观点，只不过扩张的形式不是官方力量而是民间移民而已。而郑和下西洋是否如西方学者所说，它表明了明朝向东南亚地区的扩张？我认为，这不仅涉及到明成祖的海外交通政策问题，而且也涉及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形态——“华夷秩序”的问题。同时，从长时段角度考虑，明成祖在东南亚地区所构筑的“华夷秩序”，是否形成了明朝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长效机制？或许也是我们今天所应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郑和使团与明朝和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关系

    明成祖在其统治的1402至1424年间，曾向东南亚国家频繁地派遣使团。其中，向占城(位于今越南中部)派遣使团14次、向真腊(今柬埔寨)派遣使团3次、向暹罗(今泰国)派遣使团11次、向爪哇(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派遣使团9次、向浡泥(位于今加里曼丹岛北部及文莱苏丹国一带)派遣使团3次、向满剌加(位于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一带)派遣使团11次、向苏门答剌(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亚齐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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