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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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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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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赍敕谱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事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知！[15] (第851-852页) 由此可见，他交给郑和向海外诸国宣布的这份“敕谕”，是一份描述他要构建的华夷秩序的宏伟蓝图。我们从这份华夷秩序蓝图中可以发现，明成祖所要构建的华夷秩序，其核心是他本人而并非明朝。
然而，他作为“天下共主”来“抚驭万国”，并不意味着他要直接统治四夷国家，“圣王”对于“夷狄之邦，则以不治治之”。[16] (“序”，第11页)不过，“圣王”却承担着“协和万邦”的神圣职责，即“圣王之治，协和万邦。”[7] (卷二十八，“永乐二年二月壬辰”条)明成祖在永乐六年所写的封浡泥镇国之山的御制碑文中，即就他调解浡泥与爪哇关系一事有感而发，“朕嗣守鸿图，率由典式，严恭祗畏，协和所统，无间内外，均视一体，遐迩绥宁，亦克承予意”[7] (卷八十六，“永乐六年十二月丁丑”条)。就是说，他是遵循圣王之道，来做“协和所统”诸邦工作的。永乐二年，他还针对暹罗使节在前往琉球国途中遭遇海难而需要福建地方救助一事指示礼部尚书李至刚：“暹罗与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不幸船为风漂至此，正宜嘉恤，岂可利其物而籍之？乡有善人，犹能援人于危，助人于善，况朝廷统御天下哉！”[7] (卷三十四，“永乐二年九月壬寅”条)这种鼓励番邦之间修好和对遭遇海难的番邦人士施以求助，不仅是“圣王有德”的直接表现，也是他为构筑东南亚地区华夷秩序所做的努力。
在明成祖的诏书中，“一视同仁”是他“协和万邦”的基本准则。就是说，他会本着一种中立的原则来处理外邦之间的相互纠纷和冲突。事实上，我们通过他调解满剌加国与周邻国家关系即可发现他基本上遵守着这种承诺。他曾在永乐五年和永乐十七年两次应满剌国王的要求，分别用“敕谕”对暹罗两位国王予以警告，要求暹罗不可恃强凌弱、侵越它国，而应安分守礼、辑睦邻国，共享太平。但对于满剌国在巴林邦地区的领土要求，明成祖却没有给予支持，而是站在爪哇的立场上予以阻止，充分地尊重了麻喏巴歇王朝久已存在的宗主国权力。
这种“一视同仁”原则在处置占城与邻国事务中也得到体现。永乐元年至永乐三年间，占城国王多次派遣使臣向明成祖报告该国遭受安南侵略之苦，明成祖也多次派遣使节到安南和占城两国调解，并要求安南国王“保境安分，惇修邻好”[7] (卷三十二，“永乐二年六月戊子”条)。可是，当永乐十二年真腊使节向他报告占城对该国进行侵掠时，他又以“敕谕”告诫占城国王，“安分循理，保境睦邻”。[7] (卷一四九，“永乐十二年三月甲申”条)由此可见，明成祖在处理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问题上，基本是根据事件性质而不是偏颇于某一个国家。
而对于中国与海外诸国之间关系的处理，中国古代贤哲一直强调“招携以礼，怀远以德”、[11] (左传·“僖公七年”条)“圣王之制，施德行礼”。[17] (卷七十八，《萧望之传》)所以，“礼”在构建华夷秩序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规定着华夷关系的结构和秩序，而且也标明了华夷关系的最终目标。因此，有的学者曾将中国古代的华夷秩序称为“天朝礼治体系”。（注：参见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中、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94、1995年。）
“朝贡”和“册封”不仅是重要的礼仪，也是构建华夷秩序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形式。实际上，频频而出的郑和使团以及其他被明成祖派往域外的使团，使命就是创造“万国来朝”的局面。所以，每次“郑和还，西洋诸国皆遣使者随(郑)和入朝”，[18] (卷十五，第667页)从而形成海外诸国使臣相率而来的“朝贡”活动。而从册封情况看，占城、真腊、暹罗、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淳泥、古麻剌朗、苏禄诸国国王，都接受了明成祖的“册封”以及印诰、冠带等。这表明，上述诸国都加入了明成祖所构筑的华夷秩序。明成祖甚至在其中的满剌加和浡泥两国，进行封山奠典，并亲制碑文对两国国王予以褒奖，从礼仪上使双方的宗藩关系更为密切。
华夷秩序的最终目标是“合天下为一家，进世界于大同”。而在“合”的途径上，中国古代先贤一直强调“德化天下”、“用夏变夷”，主张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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