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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

时间:2009-7-24 13:46:56  来源:不详
招抚工作。据明朝所得到的信息,在与爪哇相邻的旧港(位于苏门答腊岛,为三齐国故地),就形成了一个以广东人梁道明为首的具有数千人规模的中国逃民聚居区。“道明,广东人,挈家窜居于彼者累年。广东、福建军民从之者至数千人,推道明为首。”于是,明成祖于永乐三年春派遣“行人谭胜受、千户杨信等往旧港招抚逃民梁道明等”[7] (卷三十八,“永乐三年正月戊午”条)。当年,梁道明与另一位华人领袖郑伯可就随谭胜受返回明朝接受了招抚,并在得到明成祖赏赐后回到旧港。
    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也兼行对海外华人的招抚使命。《明实录》记载,郑和在第一次下西洋期间路过旧港,遇到旧港的另一华人领袖陈祖义。郑和“遣人招谕之。祖义诈降而潜谋要劫官军。(郑)和等觉之,整兵提备,祖义率众来劫,和出兵与战,祖义大败,杀贼党五千余人,烧贼船十艘,获其七艘,及伪铜印二颗,生擒祖义等三人。既至京师,悉命斩之”[7] (卷七十一,“永乐五年九月壬子”条)。根据上述记载,郑和本是为了招抚陈祖义等人,但陈祖义却采取“诈降”手段并在暗中准备实施抢劫活动。不过,根据《明实录》的一条早期史料,陈祖义已于永乐四年七月主动派遣儿子陈士良随同梁道明亲侄梁观政一起回国内朝贡明成祖,也得到明成祖的赏赐。[7] (卷五十六,“永乐四年七月丙辰”条)那么,他既然已是归顺者,在永乐五年为何还有必要向郑和一行“诈降”呢?因此,围绕着陈祖义事件的背景值得探究。
    据史料的记载,郑和所以能够识破陈祖义的诈降阴谋,“有施进卿者,告于(郑)和”[6] (卷三二四,《三佛齐传》)施进卿也是一位逃居旧港的华人,是梁道明的一位副手。由他来告发陈祖义,表明在旧港华人社区已出现两个集团的矛盾和对立,施进卿等人要借郑和之手来消灭陈祖义集团。而从郑和使团一役就“杀贼党五千余人”的规模看,说明他还肩负有对海外华人中的叛明势力采取镇压的任务。正如明成祖在即位之初就已宣布的,海外逃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如果主要是解决陈祖义问题,为何郑和要滥杀五千余众呢?而且,明成祖对于郑和一行的这种杀戮旧港五千余名华人的行为,在当月就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大范围的论功行赏。“赏使西洋官军旧港擒贼有功者,指挥钞一百锭、彩币四表里,千户钞八十锭、彩币三表里,百户所镇抚钞六十锭、彩币二表里,医士番火长钞五十锭、彩币一表里,校尉钞五十锭、绵布三匹,旗军通事军伴以下钞布有差。”[7] (卷七十一,“永乐五年九月己卯”条)另外,外逃华人陈祖义等人因为对郑和船队采取打劫活动而在被抓捕运送回国后即被斩首,但永乐九年同样对郑和船队采取打劫活动而被抓捕运送到中国的锡兰山国王亚烈苦柰儿,却被明成祖释放并“给与衣食”。[7] (卷一一六,“永乐九年六月乙巳”条)显然,明成祖对于海外华人中的异己势力采取了特别严厉的杀戮政策。而郑和则是这种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一百年后的一位明朝官员对于郑和在旧港剿灭陈祖义的行为曾如此评论:“然则(郑)和岂贸易珍宝之使哉!除异域之患,为天子光,和亦贤矣。”[9] (卷上,“三佛齐国”条)所谓“除异域之患”和“为天子光”,也点明了明成祖和郑和对于海外的中国逃民势力的本来面目。
    明朝在斩杀陈祖义的同时,决定设立旧港宣慰使司,并任命施进卿担任宣慰使。[7] (卷七十一,“永乐五年九月戊午”条)宣慰使司本为明朝在西南少族民族地区所设立的政府机构。作为宣慰使司的主官宣慰使,是由朝廷任命该族部落酋长担任,并且实行世袭制。明成祖在海外的华人聚居区设立宣慰使司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施进卿帮助郑和消灭陈祖义逃民集团行为的奖赏。因此,明朝对于爪哇控制旧港与施“进卿虽受朝命犹服属爪哇”的情况并不在意,既没有象保护满剌加王国那样通过“敕谕”向爪哇麻喏巴歇王朝提出警告,也没有派兵保护旧港宣慰使司,只是听其自生自灭。
    上述考察表明,明成祖登基后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根本就不允许中国民众前往东南亚地区进行贸易往来活动;而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对于已经移居到海外的华人则采取了招抚和镇压的两种政策。而这种招抚政策仅限于要求他们效忠明王朝,但明朝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具体的保护措施。因此,有些学者所认定的“郑和下西洋推动了中国人前往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和移民”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另外,据范金民先生对侨乡族谱资料的考察,发现华人大规模移居东南亚地区的时间段,是在明朝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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