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人

    郑和下西洋，对于明朝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民间关系有何影响？具体地说，它对于中国人前往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和侨居有何直接影响？是不是如同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郑和下西洋推动了中国人前往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和移民？我们认为，要考察郑和下西洋对于华人前往东南亚经商和侨居有无直接影响，首先还应考察派遣郑和下西洋的明成祖对于华人前往海外进行贸易活动和到海外侨居的基本态度和政策。
    曾有一位前辈学者提出，“在永乐朝的文献当中，很少有颁布海禁禁令的记载”。因此，他认为“永乐宣德间对于海禁的执行，已较洪武建文间大大地放宽了尺度”。就是说，永乐年间“海禁政策的执行”已“宽弛”了。[20] (第351-352页)其实，征诸永乐朝的最重要文献——《明太宗实录》(又称《明成祖实录》)，我们看到的不是“海禁”政策执行的宽弛而是严厉。譬如，明成祖在最初的登基诏书中就曾宣布：“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7] (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条)这里所说的“洪武事例禁治”，是指他要坚持洪武初年即已开始实行的禁止中国民众出海谋生和贸易的“海禁”政策。永乐二年初，明成祖了解到福建沿海地区仍有人出海贸易，于是他要求地方政府官员要严格“禁民下海”，同时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海禁”措施，“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7] (卷二十七，“永乐二年正月辛酉”条)。根据这项禁令，所有民间海船都要砍去可以悬挂风帆的桅杆。这样一来，沿海民众由于海船无法悬挂风帆也就无法航行到海外进行贸易活动。永乐五年，明成祖在《平定安南诏》中，针对安南各地民众也有进行海外贸易活动的传统专门强调，“亦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鬻番货，违者依律治罪”[7] (卷六十八，“永乐五年六月癸未”条)。由此可见，平定安南后在新设置的交阯布政使司范围内明朝也同样实行了“海禁”政策。因此，有关“永乐至宣德间海禁政策执行的宽弛”的观点并不能成立。
    既然明成祖即位之后加强了“海禁”政策，那么他对于在先前就已潜逃到沿海岛屿甚至国外的中国流民又采取了什么政策呢？因为根据史家的记载，“国初(按：指明朝洪武时期)……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21] (卷五十六，《防倭》)其中，一部分人就逃居到已被明朝强令迁徙出居民的海岛。为此，明成祖在即位后不久就专门派人前往各海岛招抚逃民：“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俾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7] (卷十二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戊子”条)明成祖要求这些逃民“俾复本业”，即回故乡从事农业。第二年，明朝水军即在沿海岛屿展开军事搜索行动，一些逃民即被俘获。明成祖为了促成更多逃民回归故乡，对这些被俘的逃民“悉宥其罪”。正是在他的这种政策感召下，其他的逃民也“相率来归矣”[7] (卷二十一，“永乐元年六月丁卯”条)。
    对于已逃往海外的中国逃民，明成祖一方面通过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外交，要求对方不要接纳中国逋逃人员。如永乐七年，“奸民何八观等逃入暹罗，帝(按：指明成祖)命使者还告其主(按：指暹罗国王)，毋纳逋逃。其王即奉命遣使贡马及方物，并送(何)八观等还”[6] (卷三二四，暹罗传)。永乐八年，“爪哇国王都马板遣使亚烈速木等……送中国流移人还”[7] (卷一一一，“永乐八年十二月戊戌”条)。另一方面，明成祖还派遣政府官员前往东南亚的一些华人规模比较大的聚居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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