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航海的终极点，与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及结束的原因一样，是郑和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据《明史·郑和传》载，郑和七下西洋所经国家与地区如下：

    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1]

    多数学者认为，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中，最远航行已至非洲东海岸，但对于航行的极点，尚无定论，主要是两个位于东非地名至今未得确考，但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课题。《明史》称：“又有国曰比剌，曰孙剌。郑和亦尝裔敕往赐。以去中华绝远，二国贡使竟不至。”⑵因此，“比剌”与“孙剌”的考证是一个牵涉至郑和航海终极的重大问题。

    著名非洲史专家费奇(J·Q·Fage)曾指出：“综合运用考古资料、口碑、阿拉伯及葡萄牙资料，才能比中、南部班图地区更加深入地重塑津巴布韦高原上诸班图王国的历史。”⑶

    除了费奇列举的4种史料外，汉语的记载也很重要，因此，东非沿海地区历史的探讨，需要考虑到上述几个因素。

    迄今为止，在中国与东非关系史研究方面，考古成绩斐然，以出土实物较信服地证明了双方之间悠久的贸易关系。汉语资料的发掘与研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较薄弱的研究领域是口碑、阿拉伯及葡萄牙资料的发掘与研究。

    本文拟从阿拉伯及葡萄牙史料出发，对比剌及孙剌的位置及其辞源进行新的勘同。

    几位20世纪著名的汉学家，如柔克义、伯希和及戴文达对这两个地名有过涉及与考证。

    1915年，柔克义提出：“孙剌为巽它(Sunda)之误。”⑷

    1933年，伯希和评述，否定了柔克义的考证，但未能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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