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比剌和孙剌。这最后两个名字值得我们费时多探讨一番。它们出现在郑和经访的国家名单中。这个单子在郑和传的末尾。由于不剌哇之名未出现在这个单子里，柔克义猜测(第82页及第614页。第614页上对北刺的解释系疏忽)说，比剌为不剌哇之误。至于孙剌，据他说(第82页)，孙剌为巽它(Sunda)之误。然而，《明史》中不但有一条关于不剌哇的消息(卷三二六，第4页反面)，而且还说(卷三二六，第6页反面)：“又有国曰比剌，曰孙剌。郑和亦尝齋敕往赐。以去中华绝远，二国贡使竟不至。”全部的问题在于探知，郑和传以《明史》这一消息为依据，还是《明史》发挥了郑和传中对这两个国家的涉及。我坚信，二文出于确实涉及了比刺和孙剌这两个国家的同源。郑和传末尾单子中不剌哇的省略纯系偶然。如果我们考虑到南巫里和喃渤利的情况，《明史》将同地、同国写入不同的国传，不剌哇的省略并不能证实柔克义对比剌和不剌哇考证的假设。此种情况无独有偶。至于孙剌，即使是在(爪哇的)巽它，也不一定就是Souen-ta(巽它)的对音。Souen．1a也可能是将Sekandar写成Sou—kan-la⑸一类的转写。但此地在马来西亚，孙剌不可能在那里，因为“去中华绝远”，我提不出解决这个名字的办法。⑹

    伯希和所推测的“同源”，实际上是《明实录》中的记载。

    1939年，戴文达引用了《明实录》，将比剌和孙剌以拼音形式"Pi—la”和"Sun—1a"标出，未能找到外文名称。⑺

    而后，西方学者放弃了有关考证，至今未有结果。

似乎中国学者不知前述西方三大家的有关考证。过了四五十年后，开始关注这两个古地名的考释，功力最深者当沈福伟莫属。他认为：

比剌、孙刺既然都和麻林一样，属于“去中华绝远”的地方，推测它们和基尔瓦同在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所称的索法拉国境内。这索法拉国北起桑给巴尔岛对岸潘加尼，南至林波波河以北，几乎相当于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的全境。十六世纪以前，莫桑比克境内重要海港仅见两处，一是南纬15°4′的莫桑比克港，一是南纬20°12′的索法拉。比剌相当于莫桑比克，译出了末尾的音节，孙刺则是索法拉的音译。两处海港都在德尔加多角季风航行区外，那里是中国帆船从未莅临的热带风暴和漩流横行的航行禁区。⑻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索法拉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国，只是一个阿拉伯人建立的商业城邦。⑼

    其次，“比剌相当于莫桑比克，译出了末尾的音节，孙剌则是索法拉的音译”之说似乎有点简单、仓卒。论者未能考出这些东非地名的原文，完全是根据它们汉语拼音音训的近似而得出的判断结论。

    “索发拉”来自阿拉伯语"Suf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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