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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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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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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而读书，嗜诗古文辞之学。年十七八，得宋人之所作而研究之，为性理之学。二十以后，得汉唐人及近世诸先辈说经之所作而研究之，又为考据故训之学”。总之，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基，使这批华人编辑对中国传统的典籍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和了解，而这种文化储备，又为他们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出任《万国公报》的华文笔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长久浸淫在中国传统的典籍之中，又曾在科举的道路上蹒跚十数年或数十年，这批华人编辑的文字功底也见称于时。蔡尔康作诗则“搜罗典宝，如数家珍，是令小儒咋舌”；写文则“多古体字，继令人望而不识，不敢朗诵”。沈毓桂的文章，时人誉之为“秀茂溢于行间，和粹流于简外；藉王、扬以攀屈、宋，左徐、庾而右韩、苏”。任廷旭“为文规仿八家，诗亦不名一格，骈体寝馈六朝，词曲尤得花间草堂余韻”。他之所以被“招致出洋”，就因为其“华英文理俱优”。正是他们的这种文字功底，从而使得《万国公报》上登载一些传教士署名的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而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采。
上述数名华人编辑不仅国学根基深厚，文字功底见称于时，而且在出任《万国公报》华文笔政之前对西学新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有的还有过办报的经验。沈毓桂自1859年到上海后，就协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艾约瑟、慕维廉、伟烈亚力等人翻译西书，从此涉足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在华文化活动，历50年而不改其志。协助西方传教士翻译西书，使得沈毓桂于“泰西古今典籍、政令、风俗”，“概能洞悉源流，深明本末”。与此同时，沈毓桂还在《申报》馆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蔡尔康“屡读《公报》，继复读《中西关系略论》，知先生(林乐知——引者)之代为吾华谋者至深且远，未尝不掩卷太息”。“二十岁后，出佐《申报》三年，继主《沪报》八年，继创《新闻报》五月”。任职《申报》期间，曾为傅兰雅创办的《格致汇编》写过评论。任廷旭“长耽西学”，1892年随使出洋，“得亲睹美洲新国之政俗”，“心向往之”。范讳30岁后，“激刺于国势之日陵，悔儒术之迂疏寡效，乃更取算数物理之书读焉”。而袁康之所以能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译述各西方国家的消息，也是因为其对西方国家的情况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董明甫在进入《万国公报》馆前，曾于1868年从事《上海新报》的编辑工作。上述经历和活动，尤其是对西学新知的接纳和认同，使得这批华人编辑在原有的传统知识之外，又具备了一定的西学素养，这种素养为他们介绍西学、西政，评议中国的政治的得失以及鼓吹变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他们显示出了与传统文人不同的特点。
在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的过程中，华人编辑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如下三种途径而得以体现，即贯彻执行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确定的编辑方针，为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最重要的则是自己在《万国公报》上撰文、选用外稿及对《万国公报》刊载的文章加以按语和评论。
作为一名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对西方国家报刊的功能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说：“泰西新报之设，由来久矣。凡天文、地理、国政、民情与夫格致、贸易、教会诸大端，莫不研精竭虑，切实发挥，非但有裨于当世，且可垂训于来兹矣。”但他同时又意识到，报刊既可以益人，也可以误人，这就取决于报刊主笔的常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如果主笔“学必足以断事之虚实，识必足以辨事之是非，而后新报不为诬也”。而“若虚实混淆，是非颠倒，新报之贻羞也”。基于此，林乐知在改《教会新报》为《万国公报》时，多次宣称：“予作《万国公报》，予非率尔操觚，且非为牟利起见，不过尽予之心，以期有益于人，有便于人已。”“《公报》何为而作哉?选西国之新闻，登中原之实事，不假修饰，务在率真，奚事铺张，惟求核实，十八省中传遍殆尽。”在给漱六山房居士的回信中，他强调说：“本馆新报论文，措词自有定见，雅不喜以华样之新而失立言之要也。本报中间或有论及时事之处，质言之而已矣。至若翻译各国西字新报，一字一句，皆从西字中脱胎而出，不敢增损一字一句之意，亦不敢参以私意而妄腾口说也。”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林乐知对《万国公报》的编辑作了明确的规定：(一)各处寄来的稿件，“悉照原稿原意”，但必须是“时新有益世道之件”。如果稿件多虚诞荒谬之词、秽亵轻佻之事，而又用艳丽香奁体格，则“概不录收”。也就是说，稿件的作者“惟实事求是，不叩虚无而索有，不向寂寞以求音”。(二)稿件的作者应“谨慎小心，立言不朽”。与其笔墨招愆，“何如守金人之戒而缄其口耶?”换言之，“知乎国政者勿轻言而不知忌讳，关乎名节者勿妄论而有悮前程”。(三)节录他报的文章，务须注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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