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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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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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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出处。因为“泰西报馆定例，凡闻见未闻之处，可旁采他报以实篇幅，而必令注明所出自者，盖以防掠美，杜夺利也”。“大凡各报新登各国公件，无论何报皆可登录，惟须何报随后录登，应当注明此则于何报抄录，亦循西报各新闻之成例也”。(四)在处理各处寄来稿件的过程中，“事之是者录之，事之非者去之，以大公无我之心，作大公无我之报，听阅者之去取可也”。如此做的目的，“一免辜负作者之苦心，二则不致误报之凡例”。
对于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确定的上述编辑方针，华人知识分子不仅深有同感，而且坚决予以贯彻执行。沈毓桂认为，“泰西新报，厥类綦多”。之所以如此，“恐民庶之见闻狭隘而不谙事理，不识学问，未免冥顽梗化，是亦贻国家之忧”。 新报的广为开设，“使诸色人等各随所见以增其新闻，各就所闻以扩其所见，且得通上下之情，辨贤愚之判，悉利害之由，而耳目不致有所蒙蔽矣，事理不致有所隔阂矣，见闻可以渊博矣”。基于这一认识，在编辑《万国公报》期间，他“一以西报为准，不敢攻讦隐私，存厚道也，不敢颠倒黑白，存直道也；更不敢借之以相倾轧，以自标榜，则以其非循分之道而戒之也。其他描摹淫蝶，绘写冶情，搆楼阁于空虚，恣笔墨为游戏，暨乎放口风流之篇什，嬉笑怒骂之文章，俱列专条，同悬例禁，亦以其害道而绝之”。蔡尔康则“念月报之重于日报也，只字不敢苟下，片语不也妄发，惟是兢兢业业，孜孜砣砣。搜采瀛环一二日万乘之新政，刊削里巷数千百辈九腔十八调之委谭……费二虎九牛之力，辟六虚而衷一实，具两造而听五辞”。范讳在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后，与林乐知“或用其口，或用其手”，同样是“砣砣孳孳，昕夕不遑，殚精竭虑”。
《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们不仅有此言论，而行动也是如此。1875年12月1日，浅眼道人《中土日报虽渐增未若西国获益论》一文要求刊登在《万国公报》上，但华人编辑在审读之后，认为此文因“有与别报辨驳之意”，不符<万国公报》的要求，故而未予登载。同年9月17日，山东墨县一位姓袁的作者投稿《万国公报》，论及“英国与中国之事”，而沈毓桂则认为，“本报已得天津消息，英国为马戈利被杀与中国议办已成”，故“此论亦不必登报”。1896年9月，《万国公报》馆的华人编辑曾致信香港各日报馆，对各日报馆转录《万国公报》的文章而未予注明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指出：“各贵馆地处英藩，人多西籍，既刊报纸，宜设例文。乃敝报(《万国公报》——引者)逐月行销，多蒙俯赐甄录，其为通行文件，敝报亦得自钞，胥固未便有所陈说。若夫拙著之新论，选择之新事，亦复不嫌庸俗，振笔直钞。更或未解精微，削趾适履，乃至篇未戛然而止，一若不屑道敝馆之名者，抑未知何取于敝馆之文也?”
上述数例，远非华人知识分子为贯彻执行林乐知确定的编辑方针所做工作的全部，但足可以说明，林乐知确定的编辑方针，华人知识分子是做到了。他们既没有“偶轶报例”，也没有“稍负林君”。
由于华人编辑的身体力行，《万国公报》在当时就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有谓“《公报》立论不偏不倚，可为新报之法”。也有的说：“《万国公报》……尤《春秋》之作。……观其记事，凯切详明，褒则可褒，贬则可贬，行三代之直道。……其旌人之善，不过其实。”还有的说，《万国公报》“首登中外互有裨益之事，末译各国有关大局之新闻，事实有征，词无泛没。其考证则有典有则，殚见博闻；其策论则批隙导窍，发聩振聋，诚为当世不可无之报”。甚至还有人认为，《万国公报》“论事不嫌其质，既不使气而矜才；选词只率其真，复不争有奇而斗靡，望之平庸，接之确凿”。
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如何?梁启超对此有过评论。他曾说：“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华言，至其能读书者希焉，能以华文缀文著书者益希焉。”此可概见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但是，检阅《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署名的文章，却可以发现，这些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显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采。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有一批华人知识分子为之笔述、加工以及润色。
由华人知识分子为传教士的著作进行笔述和润色早在明末利玛窦时代即已开始。“利玛窦及其耶稣会士教友和继承人始终都与文化人保持着接触，而这些文人对于传教士们著作的最终修订起过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对于那些出自传教士们的著作，口译之后似乎就要用文人整理，中国文人们在对著作的定稿和最后润色时起了关键作用。到了晚清时期，这种合作方式更为普遍。在《万国公报》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传教士和华人知识分子共同署名的文章，林乐知等传教士署树义、述意、译意、述略、命意、造意、授意、口译以及口述等，而华人知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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