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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汀江流域的地理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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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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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占有可耕地数”［ 25］159。至20世纪50年代土改之前，在该地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最多的长汀县，人均占 有可耕地数为1.8亩，即便是地主，人均占有可耕地数也只有5.85亩［10］125。汀 江 流域土地资源的第三个特征是大多数耕地在土质上，更适宜于种植大豆、蓝 、烟草等经济作物。永定县及其邻近的上杭县、大埔县的部分地区，种植烟草的条件十分优 越，明代中叶以来，这些地区一直是重要的烟草产地。［11］198
罗香林曾就客家中心居住地的“森林荒废”状态指出：“宋元以前，有很多畲族人定居于 客地的山陵。因畲人实行火耕，森林未能保存。客家进入这些地区后也未曾进行过造林。” ［1］108罗氏在这里是说客家中心居住地的森林资源是在客家迁徙于此之前就已经被 破 坏殆尽。但根据有关记载，在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即设置汀州之初，连汀州城也是 猿、象出没［8］《山川》。可见当时该地区曾是原始森 林茂密之 地。明清时代，汀江流域是重要的木材产地，清人郭柏苍在《闽产异录》中记道：福州、兴 化和龙岩的杉木不及延州和建州，但延州和建州的杉木又不及汀州。汀江流域所藏的矿物资源种类甚多，藏量也很丰富。在历史上、尤其在宋代，这个地区是 最重要的矿产地之一。上述粮食资源的匮乏和森林、矿物及经济作物等资源的富足，正是汀 江流域自然资源状况的基本构图。
2.产业结构特点
汀江流域历史上产业结构特点完全是该地地理环境的产物。汀江流域因受自然资源 的限制，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始终未能成为地区经济的基础，甚至连居民的口粮也早在 宋代就依靠从外地“进口”［4］121-123；而矿业、林木业、手工业和流通业则 受惠于 上述交通状况，成为推动该地社会发展的基本产业部门。就时期而言，宋代，矿业成为全部 地区经济的支柱；明清二代，汀江流域依然靠输出山区特产以换回粮食等民生必须物品，而 在输出商品中，木材、土纸和烟草居于前三位。这里仅对汀江流域开发初期即宋代的矿业作 一考察。
宋末元初，汀州流域“畲人”尚多，刀耕火种仍广泛留存。刀耕火种通常被看作相当落 后的农耕方式，但大泽正昭在他的唐宋代经济研究著述中指出，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作为 与其他生产活动并行存在的方式是有效的”，而且事实上“刀耕火种与其他生产活动结合的 情况也十分普遍”［26］83。宋代汀江流域，“民罕以耕家自力”［8］《风俗 形势》。
而由下述资料可推知，当时与农业并存、确切地说是为农业提供了基础的是昌盛的矿业。
首先，仅笔者所见，有名字留存于史料的宋代汀州的矿务、矿场和矿坑就有50余处。而宋 时称之为“场”的矿产地，一般是采掘规模较大，并附属精炼场的官营或半官营的矿山 ［27］158-162。宋代汀江流域不仅官营铁矿产地多，而且技术也较为先进，在当时 全国仅有的11处湿式收铜矿场中，上杭的赤水铜场即为其中之一。
其次，唐宋时期汀江流域福建境内属上杭县面积最大。而上杭的行政机构设置、升格和 搬迁几乎都与矿业有关。大历四年（769）为管理铁税，设置了上杭场，场政府机构设于铁 矿集中的湖雷下堡。保大十三年（955）上杭场政府机构移至禾 丸梓堡，那一带至今仍被称为 “铁乡”。根据当地人所说，这一带人靠制作铁器谋生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宋末元初。 淳化五年（994），上杭由场升格为县，县府也由禾丸梓堡迁往100公里以外的白砂里。近年 有关方面在白砂里发现了宋代铁精炼炉的遗址，可见宋代的白砂里也是一个铁矿产地。以后 ，上杭县府于咸平五年（999）从白砂里移至语口市（今日的旧县全坊村），当时那里设有 语口铁场。上杭县府又于天圣五年（1027），因钟寮场一带“矿冶兴隆，商客云集”，搬至 钟寮场，至乾道三年（1168），由于钟寮场衰颓，县府又搬迁至来苏里郭坊。根据《郭氏族 谱》记载，郭坊始祖郭福安是山西太原人，宋代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率家族和100 多名矿冶技术人员来到钟寮场，奉命设立矿场，并教附近乡人冶炼技术。由此可见，宋代 设置上杭县的目的与唐代设置上杭场的目的一样，都是为更有效地管理矿业，而由此也可推 知当时汀江流域矿业所具的重要性。武平也和上杭同时由场升格为县，武平铁场的存在则是 这一行政机构变动的社会经济背景。
矿业也推动了汀江流域的流通业和城市的发展。斯波义信就曾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中 ，把汀州城视作宋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典型事例［28］310-313,343。宋代汀州的坊市 人口也 明显增加，至开庆元年（1259），已达73 139户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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