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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郊祀祭天是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的中心，帝王通过“绝地天通”，获得沟通神圣世界与世俗国家的独占权，以之作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和终极来源。汉唐郊祀礼仪经过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汉武帝定郊祀之礼，具有方术和游仙色彩；汉末王莽确定了儒家祭祀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告代祭天”成为改朝换代的标志；隋唐时期大型礼书的编纂标志着郊祀制度的最终完善。郊祀仪式中的巫祭乐舞、游仙乐舞、民间俗乐、胡部新声丰富了郊祀乐歌的表现力和艺术性，郊祀乐章与诗篇是祈祷、祝颂等宗教情感的表现，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娱乐性。
关键词：国家祭祀；郊祀制度；郊祀歌辞
中国古代的郊庙祭仪是国家祭祀体系的中心，经历了从远古到清代的漫长演变过程。“郊”简言之即南郊祀天，北郊祭地，“五郊”祀五帝，另外还有日月、山川、风雨雷电诸祭仪。“庙”即古代皇帝祭祀列祖列宗的宗庙。“帝”在郊天祭仪中指天帝，在宗庙祭仪中则指部落始祖。“帝”在甲骨文中或做束薪形，辞例有四百余版，为“燔柴祭天”之禋祀；或做花蒂形，古音与帝相近之字多有“根基”、“原始”等义，古帝如黄帝、炎帝、帝喾、帝挚等很可能是从始祖之意而称为“帝”的。当然，单从字形上来判断上帝的神格是困难的。西周时代，对上帝的称谓很多，如《大雅·云汉》吴天上帝，《月令》皇天上帝，《尚书·吕刑》、《师询簋》皇帝，《大雅·文王》上帝，《周颂·思文》、《大丰簋》天，《大雅·文王》、《井侯簋》帝，《召诰》、《大克鼎》皇天，《周颂·吴天有成命》昊天等。对上帝、祖先的祭祀专名为“禘祭”，内容复杂，但大要不出祀天、祭祖两类。前者为“外祀”，实际上即殷周时代的郊社之礼；后者为“内祭”，为宗庙之礼。郊社之祀主要为“禋祀”，即升烟祭天，加牲体与玉帛于柴上焚烧，因烟气上达以致其精诚。《尚书·虞书》：“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周颂·维清》：“肇禋”，郑笺：“文王受命，始祭天而征伐也。”《洛诰》：“明禋”，《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在祭祀仪式中，周代保存的远古大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漤》、《大武》都得到了应用。
殷周祭祀制度对汉唐郊庙仪式具有很大影响。汉唐祭祀礼仪活动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对“天神”(即上帝)、“地示”(即后土)及“人鬼”(即“先妣”、“先祖”)的祭祀是汉唐国家祭祀的主要内容，并且逐步定型为南郊祀天、北郊祭地、宗庙享人祖的仪式活动。郊祀仪式中，皇帝自称“天子”，通过“绝地天通”，祭祀天神与祖先，获得沟通神圣世界的独占权和神圣权威，作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和终极来源。
一、武帝定郊祀之礼与《郊祀歌》
西汉时代的郊祀活动以武帝时代为中心，可分为前武帝时代、武帝时代以及后武帝时代。武帝时代的郊祀活动非常频繁，大致经历了雍(今陕西风翔)郊五畴——甘泉(陕西淳化)汾阴——泰山明堂三个阶段。后武帝时代，雍郊五畴及甘泉汾阴之祀时断时续，经成帝时匡衡、平帝元始年间王莽建言废除，郊祀地点移至长安南北郊，郊祀制度因此最终定型。
据《汉书·郊祀志》记载，当周平王东迁(前771)之时，秦始立为诸侯。秦襄公时，立“西畴”(颜师古注云：“名其祭处日畴”)祭祀“白帝”即少吴之神。后来秦宣公于[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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