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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别者，天地有常住。以冬日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祖配而遥祀群阳，夏日至，使有司
祀北郊，高后配而遥祀群阴。”
王莽又将“皇天上帝”、“太一”、“后土”合并为“中央黄灵”，实即黄帝。将汉初的“雍郊五畴”即青、赤、白、黑、黄五帝移置在长安，并依据《礼记·月令》之意将天地诸神合并归类，体现了天地神祠的秩序化和规范化：
兆天地之别神：中央帝黄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地兆；东方帝太昊青灵勾芒畤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荧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西方帝少昊白灵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畤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
这一“元始故事”体现了汉代郊祀活动由原始巫术及方术向儒家祭祀体系的回归。尽管王莽的新朝很短暂，但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采“元始故事”，“立郊兆于洛阳城南”。《宋书·乐志》卷1有记载：
汉光武平陇、蜀，增广郊祀，高皇帝配食(《祭祀志》：“位在中坛上”)，乐奏《青阳》、《朱明》、《西皓》、
《玄冥》、《云翘》、《育命》之舞。北郊及祀明堂，并奏乐如南郊。迎时气五郊：春哥《青阳》，夏哥《朱明》，并
舞《云翘》之舞；秋哥《西皓》，冬哥《玄冥》，并舞《育命》之舞；季夏哥《朱明》，兼舞二舞。
“《青阳》、《朱明》、《西皓》、《玄冥》”，汉《郊祀歌》题为“邹子乐”，“《云翘》、《育命》之舞”，据《北堂书钞》卷107引《魏名臣奏》卢毓云“出自汉武”，“旧以祀天地”。明帝永平二年，“始迎气于五郊”。具体来说，立春日，迎春东郊，祭青帝句芒；立夏日，迎夏南郊，祭赤帝祝融；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立秋日，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日，迎冬北郊，祭黑帝玄冥。明帝时分汉乐为四品，“大予乐”即太乐，为“郊庙上陵之所用”。《后汉书·明帝本纪》：“(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乐为大予乐。”注引《尚书‘璇玑钤》：“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汉官仪》：“太予乐令一人，秩六百石。”东汉郊祀歌辞基本采用西汉武帝时的《郊祀歌》，罕有创造。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郊祀制度及郊祀歌辞
魏晋南北朝时代改朝换代频繁，郊祀活动亦频繁举行。自汉末大乱，郊祀“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后曹操平定荆州，获汉雅乐郎杜夔，使创定雅乐。《晋书·乐志》记载：“时又有散骑侍郎邓静、尹商善训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三国志‘文帝本纪》记载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受汉禅位，燎告天地。《魏志·明帝本纪》记载明帝曹睿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自齐王曹芳正始以后，终魏代不复郊祀。《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记载蜀汉刘备于章武二年营南郊于成都，孙权初摄尊号于武昌，祭南郊告天。后王嗣位，终吴代不郊祀。
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二年(266)诏定郊祀，一是去除明堂、南郊祀仪中的“五帝”神位，同称吴天，以宣皇帝(司马懿)配天，后太康三年(282)重新恢复南郊五帝神位；二是“丘郊不异”，将祀天的“圜丘”与祭地的“方泽”合二为一，于二至(冬至、夏至)合祀。泰始二年，诏郊祀明堂礼乐采用魏仪，使傅玄造郊祀之歌，有《祀天地五郊夕牲歌》、《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飨天地五郊歌》、《天地郊明堂夕牲歌》、《天地郊明堂降神歌》、《天郊飨神歌》、《地郊飨神歌》、《明堂飨神歌》等。这些诗歌秉承“商周雅颂之体”，内容不外是颂晋代魏之合法性，美先祖之文德武功，希望上天及先祖歆享祭品，保佑子孙，诗体上采用典重古朴的四言体。 南朝频繁举行郊祀告天仪式，据金子修一统计，东晋自元帝建武元年(317)到恭帝义熙十四年(416)郊祀10次，刘宋自武帝永初元年(20)至顺帝元徽五年(477)郊祀22次，南齐自高帝建元元年(479)至和帝永元三年(501)郊祀10次，南梁自武帝天监元年(502)至武帝太清三年(547)共20次，陈自武帝永定元年(557)到后主太建十四年(582)11次。南朝对郊祀仪式讲论甚精，概言之，一是天、上帝、五帝之关系及“备乐”问题，二是郊、丘是否一致及郊祀时间。
关于天与上帝。《易·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与天，连文重出。“吴天上帝”与“五帝”在上古礼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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