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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墨子的文学观念

时间:2009-7-24 13:44:23  来源:不详
自然》,生活在社会底层,对于“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8]《墨子·兼爱中》的社会现实有更切身的了解,认识到孔子的社会理想和文学观念在当时对国家和人民不仅无所帮助,反而害莫大焉。他说:“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悦),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也。此足以丧天下。”[8]《墨子·公孟》对于当时天下“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8]《墨子·非乐上》的乱象,墨子与孔子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孔子以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7]《论语·季氏》、“陪臣执国命”等“下犯上”是造成“礼崩乐坏”的根本原因,而墨子则以为社会混乱是由于“不相爱”而引起:“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8]《墨子·兼爱上》对于建立怎样的社会秩序和如何建立社会秩序,墨子与孔子的认识同样大相径庭。孔子以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7]《论语·阳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7]《论语·颜渊》是理想的社会秩序;只要人人克己复礼,就能实现社会和谐安定:“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7]《论语·颜渊》墨子却不这样认为,他以为理想的社会秩序应该是“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8]《墨子·尚贤上》。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尚贤,他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8]《墨子·尚贤上》这显然是不符合西周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礼乐制度规范的。孔子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希望他们自觉遵守礼乐规范以恢复社会秩序,墨子则站在平民阶级的立场希望统治者选贤授能来重建社会秩序,二人都在先王那儿寻找思想文化资源,这就决定了他们选择的内容或重点是不同的。墨子根本反对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是因为这一制度和文化与他的学术思想背道而驰。墨子所谓“为文学出言谈”显然是不包括礼乐在内的,无论是在人格修养和政治制度层面,还是在历史文献和文化教育层面,礼乐都是被墨子所拒绝的。因此,在《墨子》一书中,只有对礼乐的批判,没有对《礼》、《乐》的征引。
  墨子之所以与孔子对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的态度迥异,不仅是因为二人所持的阶级立场不同,也与他们所持的学术评判标准不同相关联。孔子之所以重视礼乐,是因为他认为礼乐既是培养人的德性和重建社会秩序的途径,也是培养人的德性和重建社会秩序的标准,只要实践了礼乐,人就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社会就会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孔子指出: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7]《论语·宪问》明确提出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论语·泰伯》。然而墨子却不同意这样的判断,他认为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8]《墨子·非儒下》,对社会有害而无益。他指出,合于礼乐的行为并不必然是正确的,他曾对鲁阳文君说:“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亓可乎?”当墨子把贵族的征伐掠夺与贱人的侵害抢劫放在一起比较时,所谓“礼”的荒谬就凸显出来。鲁阳文君只能回答:“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8]《墨子·鲁问》那么,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种学说的好坏、一个人的贤否呢?墨子提出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仁者之事[注: 原文为“仁之事者”,据孙诒让校改。],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8]《墨子·非乐上》“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8]《墨子·节用中》墨子并不是以为钟鼓琴瑟之声不乐、黼黻文章之色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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