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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墨子的文学观念

时间:2009-7-24 13:44:23  来源:不详
、牛刍豢煎炙之味不甘、高台厚榭之居不安,而是认为这些东西对国家和人民有害。人民“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8]《墨子·非乐上》,铸造礼器乐器“必厚措敛乎万民”,“亏夺民衣食之财”,行礼作乐必然“废君子之听治”、“废贱人之从事”,“君子不强听治,则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则财用不足”[8]《墨子·非乐上》,因此,“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8]《墨子·非乐上》。看来,墨子的文学观念中不仅不包括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的内涵,而且也不包括伦理修养和审美教育的内涵,从而大大缩小了孔子所揭橥的文学概念的指称范围。

  三
  
  那么,墨子所常说的“为文学出言谈”之文学概念究竟指称的是什么呢?
  墨子说:“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之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政)。此言之三法也。”[8]《墨子·非命中》显然,墨子的所谓文学,是其立言的一种方法,包含在其三表法中。正如墨子所说:“子墨子之有天之(志),辟(譬)人(之)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度量天下之圆与不圆也。……此其故何?则圆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度量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8]《墨子·天志中》又说:“故子墨子之有天之(志)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观其刑政,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8]《墨子·天志中》墨子这里所说的方法(圆法)既是学术方法(圆法),也是文学方法(圆法)。而他所谓的文学,就是以“天志”为规矩(方法、圆法)而选择的“圣王之事”、“先王之书”以及由这些故事和书籍所引出的“言谈”。“先王之书”在其中无疑具有典范和中介的作用。在墨子看来,“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8]《墨子·非命上》。墨子在论证自己的学说时,便常常引用《诗》、《书》做依据,即所谓“姑尝本原之先王之书”[8]《墨子·兼爱下》。如论证兼爱时,引《泰誓》、《禹誓》、《汤说》、《诗大雅》等为说,论证尚贤时,引《诗周颂》、《距年》、《汤誓》、《吕刑》等为说,论证非命时,引《仲虺之告》、《太誓》、商夏之《诗》《书》、禹之《总德》为说。这些应该就是墨子所说的文学。
  在墨子的文学观念中,文学既包括他所肯定的符合“天志”的“圣王之事”、“先王之书”,也包括他个人的言论创造。这样理解文学不仅与孔子截然不同,也反映出墨子的文学观念是对孔子文学观念的重要发展。
  孔子宣称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7]《论语·述而》,在他的文学观念中是不包括个人的文学创作的。然而,墨子却正好相反,他是反对“述而不作”的。当公孟子提出“君子不作,述而已”时,他说:“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述[注: 原文作“诛”,据俞樾说改,下同。],今之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述),己有善则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述而不作,是无所异于不好遂(述)而作者矣。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8]《墨子·耕拄》当公孟子提出:“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墨子的回答是:“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8]《墨子·公孟》所谓“数人之齿,而以为富”,是当时人常用的一个比喻。《列子·说符》云:“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曰:‘吾富可待也。’”[13]把先王的遗文作为自己的资本而代替自己的创造,这就好比把别人的遗契作为自己的财富一样,是荒唐而可笑的。显然,墨子是肯定和鼓励述而且作的,甚至认为作比述更为重要。这就是说,墨子既以合于“天志”的“圣王之事”、“先王之书”为文学,也以合于“天志”的个人言论创作为文学。他在引“圣王之事”、“先王之书”论证其学术观点时,不是像孔子那样重在解释经典,而是将这些经典作为证明自己学术观点的材料,为了让这些材料切实有用,他甚至不惜改造其形式和内容。墨子最爱引用的经典是《诗》、《书》。据统计,《墨子》引《诗》共11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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