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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墨子的文学观念

时间:2009-7-24 13:44:23  来源:不详
们对它的理解也就各不相同。孔子逝世以后,“儒分为八”,被孔子赞许为有“文学”之长的子游、子夏对文学的认识也出现了分歧,子游偏重于从培养君子人格和实现仁政理想的层面来理解文学,而子夏偏重于从规范社会行为和学习文化知识的层面来理解文学,使孔子的文学观念出现了分化[16]。墨子“受孔子之业”,了解孔子的文学观念,他正是在孔门文学观念出现分裂的情势下,提出了与孔子文学观念既有某些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文学观念。
  墨子在形式上保留了孔子所揭橥的文学概念,却抽掉了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礼乐制度、礼乐文化、礼乐教育、礼乐精神,而以“天志”为衡量其是否为文学的“方法”(圆法),使自己的文学观念与孔子的文学观念区别开来。如果说在春秋末年尚有礼乐思想生长的土壤,孔子能够以礼乐为文学并得到社会的一定程度的认可,那么进入战国时期,礼乐文化已经完全没有恢复和发展的空间,侈谈礼乐无异于痴人说梦,再以礼乐为文学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也解决不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墨子把孔子复兴礼乐的理想期待改换成“兼相爱、交相利”的功利原则,用外在互利的“义”代替内在自省的“仁”,用“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8]《墨子·兼爱下》的等价交换的贤人作风代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7]《论语·雍也》的推己及人的君子人格,用“贤者之治邑也,蚤(早)出暮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8]《墨子·尚贤中》的辛勤劳作代替“吾日三省吾身”[7]《论语·学而》的心性修养,用“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的新丧制代替“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9]《庄子·天下》的儒家丧礼,这些都体现了平民阶级的价值标准和社会要求,也适应了战国初年社会急剧动荡酝酿变革的需要,以此“为文学出言谈”,必然受到多数人的欢迎,墨学也因此继儒学而起成为显学。如果因此说孔子的文学观念是理想主义的,而墨子的文学观念是现实主义的,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上述结论就需要重新审视了。孔子所提倡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宗法社会以等级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经济基础。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礼崩乐坏”,而等级社会的基本结构却并未彻底破坏,氏族血缘的宗法基础也未根本动摇,因此孔子所云“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亦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7]《论语·阳货》以及其“爱有差等”的学说,显然更适合当时社会的文化心理和人们的情感诉求。即使主张不分亲疏差等而“兼相爱”的墨子,在其学说中也将人群分为“君子”、“小人”[注: 如《墨子·非乐上》云:“君子不强听政则刑政乱,小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或“贵且智者”、“愚且贱者”[注: 如《墨子·尚贤中》云:“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他设想的社会结构也是“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8]《墨子·尚贤中》,“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一同天下之义”[8]《墨子·尚同中》,仍然是一个专制的等级社会,只是形成等级的依据不是宗法血缘而是贤愚罢了,而贤愚的标准恐怕是更难确定。他认为像他这样“为文学出言谈”的游说之士,若“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区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8]《墨子·鲁问》,同样肯定了“劳心”与“劳力”的差别。因此,他所提出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免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8]《墨子·尚贤下》的“为贤之道”,以及“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8]《墨子·兼爱中》、“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8]《墨子·天志上》的处世态度和“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8]《墨子·兼爱下》的社会理想,反倒是不现实的,那只是小生产者的一种乌托邦而已。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孔子的文学观念则属于现实主义的,而墨子的文学观念反倒是理想主义的。
  墨子“为文学出言谈”,提倡“节葬”、“节用”、“非乐”、“非攻”,都是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因而他的文学观念体现了一种实用主义的色彩,他的“述而且作”也是围绕其实用的目的而展开的,“利”是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即使是他提出的“天志”、“明鬼”,也是用来限制天子权力和加强内部约束的,同样有“利”的打算。这样,墨子的文学观念就显得赤裸裸地缺少修饰。墨子曾批评儒者“乐以为乐”之说时指出,如果有人问“何故为室”,回答应该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8]《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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