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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不应计算在入唐新罗僧侣之中。其四，统计中有高句丽僧信诚，且不说此人为高句丽僧不应计算在入唐新罗僧侣之中，而查阅现有记载，此人高句丽灭亡前并没有机会人唐求法。只是在唐朝联合新罗灭亡高句丽的战斗中，他作为高句丽平壤城的总指挥坚决抵抗，后来在泉男生等人的劝诱下，打开平壤城门，使罗唐联合军顺利进入，进而很快结束了这场战斗，信诚人唐后被授予银青光禄大夫。其五，近年来发现的唐人墓志铭中也有新罗僧侣的事迹，应该将其记录在案。综合以上五点因素及其他，本稿仍以陈景富的统计为底本，参照严耕望的研究，以及近年来出土的《李训夫人王氏墓志》，《全唐文》卷447所载新罗僧侣良，日出等，最终得出新罗人唐僧侣的相对数字为157人。相信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仍然会有新的新罗僧侣需要纳入。
2、入唐新罗僧侣的译经活动
关于入唐新罗僧侣最早参与唐朝译经活动，《续高僧传》卷4《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两书均有记载。其中后者记载颇详：“三月己巳，法师自洛阳还至长安，即居弘福寺将事翻译，乃调疏所需证义、缀文、笔受、书手等数，以申留守司空梁国公玄龄。玄龄遣所司具状发使定州启奏，令旨依所须供给务使周备。”经过严格选择，当时享有盛誉的证义大德12名，即长安弘福寺灵润、文备，罗汉寺慧贵、实际寺明琰，宝昌寺法祥，静法寺普贤，法海寺神8方，廓州法讲寺道深，汴州演觉寺玄忠，蒲州普救寺神泰，绵州振乡寺敬明，益州多宝寺道因；缀文大德9人，即栖玄、明溶、辩机、道宣、静迈、行友、道卓、慧立、玄则；字学大德玄应，证梵语梵文大德玄暮，自余笔受、书手等僧侣一并到位。这次译经活动，是中国历史上由著名僧侣发起，国家重视的第三次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完善了国家翻经馆(院)体制下佛经翻译工作流程和责任体制。随后宋人赞宁编撰的《宋高僧传》卷3，以及《佛祖统记》卷43中，对翻译流程及责任体制有详细记载。首先译主是统筹规划译经责任者，负责选定经书，制定译经计划，具体指导、把握译经事宜；其次是坐在译主左边的证义，担当和译主评议考量梵文经书，以及坐在译主右边证文，听译主高读梵文，检查是否有误；第三是精通梵文和汉语的僧侣，他审听梵文，并将梵文转换为汉字，但仍然是梵文的音韵；第四为笔受，即将已经转换为汉字的梵音改为汉文；第五为缀文，即将转换的汉字连接成为完整的汉文句子；第六为参译，即对证原梵文经卷和翻译后的汉文，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第七为刊定，其职责是修改删补译好的汉文，捋顺上下文意思；第八为润文，就是润色上述翻译的汉文经，最终改定成书。当然，以上只是译经院(场)具体担当者，一般还要有一个监护官(宰相)，负责译经的后勤保障。可见，要将梵文经书翻译为汉文，是要经过一系列专门人才协同合作，政府全权支持方能毕其功，任何个人都只是译经群体中的一分子。
入唐新罗僧侣中神昉、圆测、智仁、胜庄、慧超、无著、慧日、玄范等人，先后参与玄奘及此后义净、菩提流志、金刚智、不空等人主持的译经活动。神日方作为玄奘的四神足之一，以证义身份参与玄奘主持的译经；圆测则担当过证义、笔受，胜庄也是负责证义。有学者统计上述新罗僧侣参加译经工作量，指出“唐代译出的佛典总数为2159卷，其中1273卷包含着这8位新罗僧人的心血和智慧，约占总译量的60％，仅从这些数字，就可看出他们对唐代佛教乃至对中国文化史的贡献。”有韩国学者进一步演绎认为“这些人参与译经占玄奘、义净时代翻译佛经总数的60％”。显然，韩国学者的说法已经和原统计有了一定的差距。如何认识界定这种统计?首先，依上文所论，唐初译经场译经，是由唐廷统一组织，玄奘、义净等精通梵、汉文高僧领衔，由宰相监护，统辖富有一技之长的众多高僧参与的集体项目，它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更由于涉及不同的专业门类，使得任何个人均不能单独完成或导出由梵文到汉文经书的转变。因而，上述的统计方法本身似乎并不科学，并容易使人产生疑义。其次，刘氏论文中统计唐朝翻译佛经总卷数，学界存在不同的统计数字，如陈景富统计自唐初到贞元年间，所出经典共435部，2476卷，按照新罗人唐僧侣参与翻译经卷1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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