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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朝赠司空大辩正广智三藏和尚表制》等文献记载，慧超10余岁入唐，开元七年(719)从海路赴印度求法巡礼，开元十六年(728)从陆路返回长安。在随后的几年中，他整理随行记录，撰成一部《往五天竺国传》。《往五天竺国传》残卷，1905年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掠取并公诸于世，进而引起各国研究者的广泛兴趣，成为继玄奘《大唐西域记》之后的又一部记载西域沿途乃至当时印度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据载，慧超后来以不空三藏为师研习密宗，驻留大兴善寺。唐代宗大历九年二月，慧超曾在内道场撰写了《贺玉女潭祈雨表》。建中元年(780)，慧超赴五台山乾元菩提寺修行，最终圆寂于该寺，享年85岁。无漏、元表两人天宝年间分别从陆路前往西域，无漏可能因身体的原因中途返回，并在安史之乱中和唐玄宗、唐肃宗父子过从甚密；元表返回唐朝后前往闽越习华严经，一直到唐武宗毁佛之时，其人似乎仍然健在，并对佛经的保存做出了贡献。悟真于唐德宗在位初经吐蕃至中天竺求取《大毗卢遮那经》，贞元五年(789)原路返回，不幸死于吐蕃境内。
在唐朝巡礼求法的新罗僧侣，除过上述从事佛经翻译、赴西域求法、在唐求法后返回新罗者之外，能够传名后世者毕竟不多，众多的僧人为了修成正果，过着孤寂而默默无闻的生活。如唐昭宗景福二年(892)入唐，前往天台山平田寺的道育。据载：道育“慈爱接物，然终不舍岛夷音言。恒持一钵受食，食讫，略经行而常坐，胁不著席。日中洒扫殿廊，料理常住，得残羹之食，虽色恶气变，收贮于器，斋时自食。与僧供浴煎茶，遇薪木中蠢蠢，乃置之远地，护生偏切……凡对晤宾客，止云伊伊二字，殊不通华语。然其会认人意，且无差脱。”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其一，此僧人唐求法，但不学唐朝语言，确实令人不解。此为特例，还是具有代表性，不得而知。其二，道育可能是修头陀苦行僧，能吃苦耐劳，而且很注意保护生灵，常常在夏日以身伺蚊虫。其三，或许是在中土时间很久的缘故，虽然他只能发出“伊伊”两声唐音，但能够懂得对方的意思，很少出现差错。道育的经历，显示出众多的新罗僧侣入唐，僧侣中文化构成、家庭背景、人唐的具体原因等呈多样化，相信和道育有相似或相近经历，名字没有传下来者当不会少。金地藏为新罗王之族人，入唐到达池州九华山，“乃径造其峰，得谷中之地，面阳而宽平。其土黑壤，其泉滑甘，岩栖涧汲，趣而度日”。他整日苦苦修行，至德初被人在石室中发现，当地百姓在原地为他建造伽蓝；地方官闻风前来，奏请在其地成立寺院。地藏的声名从此传扬天下，“本国闻之，率以渡海相寻，其徒且多，无以资岁”。贞元十年(794)夏圆寂，享年99岁。此后，金地藏作为九华山地藏道场的开山祖师，成为中国佛教信仰体系中著名的菩萨。
3、人唐集中居住的新罗僧侣
入唐求法新罗僧侣集团居住，当以山东半岛登州文登县赤山法华院为代表。日本请益僧圆仁开成四年(839)六月初到达文登县赤山浦，在张保皋所建赤山法华院居住超过一年。据圆仁记载，这个寺院有常住僧侣30余人，均为新罗人。寺院有很大的讲堂，每年夏秋两季都举办讲经法会，一般可容纳200余人。法华院的讲经礼忏、讲经仪式均极为独特，杂糅唐罗双方的特点，如“讲师上堂，登高座间，大众同音称叹佛名，音曲一依新罗，不似唐音。讲师登高座讫，称佛名便停。时有下座一僧作梵，一据唐风，即‘云何于此经’等一切偈矣。至‘愿佛开微密’句，大众同音唱云‘戒香、定香、解脱香’等。”就是说，由于赤山法华院所处唐罗交往要冲，以及建成时间短暂等原因，新罗僧侣人等除保留自己的生活习惯，如重视八月十五节之外，其讲经杂糅唐朝与新罗多种成分，显示出文化的交融和互补。当时在青州及淄州长山县均有新罗院，相信那里的新罗僧人也不会少。但是，由于唐武宗的毁佛，圆仁会昌五年九月路过时，“本意拟住赤山院，缘州县准敕毁拆尽，无房舍可一居，大使处分于寺庄中一房安置”。可见，由新罗人建立，僧侣集团居住的赤山法华院此时已不复存在。
唐朝金州有一座新罗寺，相传该寺建造于贞观年间。贞观十年(636)，新罗僧人慈藏与门人僧实等10余人入唐。入唐后慈藏在终南山修行，僧实则偕使者随从来到金州(陕西安康市)，看到汉江眷恋不舍，因请立寺以遣乡思。贞观十三年(639)，金州刺史段志玄在汉江边建成一座寺院，并题其额为“新罗寺”。如上文所述，贞观十七年(643)慈藏返回新罗，按照一般情况，僧实应该随慈藏返回，但他可能并未随行，而是长期居住金州，这样才有新罗寺的繁荣和驰名于世。因为中韩现存史料中并未记载僧实其人返回新罗。同时，从新罗寺遗址考古发现得知，寺院残留的“两个石赑屃当为新罗寺大殿正门两侧的碑座，二者距离基本未变，大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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