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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卷计算，所得出的百分比就明显不同。其三，毫无疑问，以神日方、圆测、胜庄为首的新罗入唐僧侣，他们少小入唐，接受汉文及佛教教育，进而以过硬的语言才能和高超的佛学修养，被选配参与唐朝名僧大德主持的译经活动，为唐佛教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神昉、圆测、智仁、慧超、无著、玄范等6人，他们的生活习惯、为人操守，随着岁月流逝，沐浴在大唐开放包容的国度，成为大唐社会的一员，以至于后来老死于唐朝。他们原籍新罗无法改变，但如过分强调他们的国籍，正如我们现在强调菩提流志为印度人，玄奘是中国人在印度一样，似乎意义并不大，或许能够满足时人的一时所好，或许只是现实的需要而已。同时，新罗僧侣在唐翻译佛经的贡献并没有什么疑义，难道我们一定要用一个模糊的百分比，强化翻译佛经僧侣的国籍所在，但对终生托付的佛教事业，最后圆寂于异国他乡的事实却笼统触及。而事实上这种百分比统计上的瑕疵，反而不利于正确估价他们对佛教传播的巨大贡献，这些都是应当引起重视的事情。
二、入唐新罗僧侣在唐活动考论
1、入唐新罗僧侣参与官方交涉
第一，人唐僧侣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唐罗双方关系的特殊时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贞观十年(636)，慈藏受新罗善德女王派遣，渡海辗转来到长安学习律宗，到五台山感应文殊菩萨之箴言，还得到神人的明示，其内容无不和新罗国家的发展及面临的问题有关。后慈藏在终南山云际寺之东崿“驾岩为室”修行三年。贞观十七年(643)，善德王请求唐太宗，慈藏得到准许后才返回新罗。回国前唐太宗亲自接见慈藏，“赐经像袈裟币帛”，“诏许引入宫，赐绢一领、杂彩五百端；东宫亦赐二百端，又多礼贶。藏以本朝经像未充，乞斋藏经一部，洎诸番幢花盖，堪为福利者皆载之”；“引藏人宫，赐纳一领杂彩五百段，东宫赐二百段；仍于弘福寺为国设大斋，大德法集，并度八人，又敕太常九部供养。藏以本朝经像雕落未全，遂得藏经一部，并诸妙像幡花盖具堪为福利者，赍还本国”。返回新罗后，慈藏建议在皇龙寺建造九层塔，善德王完全照办，落成的皇龙寺塔成为新罗“护国三宝”之一。慈藏还极力促成新罗改穿中国服饰，使用唐高宗永徽年号，增进了唐朝与新罗官方关系的发展。
龙朔二年(662)，新罗文武王派遣僧侣义湘入唐求法。义湘从登州上岸到达长安，后投到终南山至相寺智俨门下，学习佛教华严经。咸亨二年(671)，义湘返回新罗。关于义湘离开唐长安前的活动，《三国遗事》有不同记载。其中就有义湘返回新罗之前曾接受金仁问(金良图)指派，顺便为新罗王室传递情报。对于此记载，笔者在《金仁问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已有涉及，认为作为僧侣，在当时的情况下，义湘获取唐朝所谓军事情报的机会远远高于被囚禁的金仁问或金良图，《三国遗事》有关记载值得怀疑。但无论如何，在罗唐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刻，义湘选择返回新罗，很可能和他的政治意向有关。义湘返回20余年之后，与他同门的唐朝僧人法藏，托另一人唐返回新罗的僧侣胜诠带书信给义湘，追忆在唐求法历程，言真意切，成为中韩佛教文化交流的佳话。
和义湘几乎同时的还有琳润法师。据《三国史记》卷7记载，此人担当大唐总管薛仁贵信使前，是“王(新罗王)所部僧”。琳润法师事迹史书缺载，故对于他担当信使也只能通过其他背景史料作一探讨。其一，琳润人唐求法后归化唐朝，和唐罗双方均保持一定的关系，后在薛仁贵军前接受差遣，他原则上并不排斥担当这一任务。其二，是否薛仁贵出征前临时抓差，作为新罗人的琳润法师被迫无奈从军充当信使，他在军前奔波并非自愿。其三，可能是薛仁贵进入新罗境内，为了彰显出征的正义，在当地随便擒拿知书晓理，此前曾入唐求法的僧侣担当信使，前往新罗王廷。笔者认为第一种推测可能性较大。因为琳润不仅将薛仁贵的书信传到新罗王城，而且还将新罗文武王金法敏的回信带回，进而完成使命。他应是入唐的新罗求法僧侣之一。就是说，琳润法师充当信使，在当时僧侣作为知识垄断阶层之一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一些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域，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当是非同寻常的。同时也可看出，在唐新罗佛教界人士面对当时罗唐双方的摩擦对峙，义湘选择了即刻回国，而琳润则在薛仁贵军前效命，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趋向。
《三国遗事》卷3记载的明朗法师更是如此。明朗法师善德王元年(632)人唐求密法，贞观九年(635)返回新罗。据载明朗在返回新罗前曾应龙王之请，到龙宫传授密宗法术。高句丽灭亡之后，罗唐关系猝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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