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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斤、20斤、30斤到100斤不等，适用罪行也较多，如：1) 失职罪。如举荐人才不当［3］卷199《刑法一》、培育人才不合格［3］卷157《选举三》、奏报不实［3］卷十七《哲宗本纪》、不时报应人兵工役［4］卷299《元丰二年八月己亥》、勘造匿名文书不当［4］卷493《绍圣四年十一月癸丑》、修日历差错重复［4］卷497《元符元年四月丁亥》、疏于防备而致水灾损失严重等［4］卷504《元符元年十一月己酉》。2) 擅权罪。如非职言事［3］卷17《哲宗本纪一》、擅令人出备夫钱等［4］卷356《元丰八年五月丙午》。3) 与朝廷禁忌之人及事有关联。如苏轼被窜，他曾经向朝廷举荐过的燕懿王玄孙令也以“坐交通轼罚金”［3］卷244《宗室一》。此外，受到“苏轼作为歌诗讥讪时事”一事牵连，司马光等人被罚金。4) 妄论朝政。如在废郭皇后一事上，庠与御史伏合争论，被处以罚金。［3］卷284《宋庠传》殿中监、御史中丞许敦仁“上章请五日一视朝。徽宗以其言失当，乖宵旰图治之意，命罚金，仍左迁兵部侍郎”［3］卷356《许敦仁传》。5) 赃罪。如章以强市昆山民田罚金。［3］卷345《刘安世传》太常少卿王仲华知苏州，徙任日冒请苏州添给，诏罚金，冬十月戊午，移知虔州。［4］卷55《咸平六年十月戊午》前知宿州、朝请大夫盛南仲并妻三泉县君王氏“在任赃污”，盛南仲除名，免其决流，送永州编管；王氏追封邑，罚金。6) 违反外交礼制。例如辽国贺兴龙节人使于相国寺、集禧观拈香，不依旧例重行立。其馆伴使副安、向宗良不合依随，各特罚金30斤。［4］卷519《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寅》馆伴官等于观灯之夕公然废越法制，辱国误朝，馆伴、押伴官并罚金6斤。［4］卷456《元六年三月丁亥》以承勘北人入霸州榷场事，不依朝旨，妄有申请故，瀛州通判陆元长罚金20斤［4］卷499《元符元年六月壬辰》。7) 欺诈罪。如两浙提点刑狱、太常博士皇甫选以部内系囚悉寓禁他所，妄奏狱空，罚金30斤，徙江南路。［4］卷73《大中祥符三年正月己未》
除上述内容之外，宋代“罚金”还有几点需要交代：其一，可以被作为侮辱刑使用。《宋史》卷157：“其犯降舍殿试者，薄罚金以示辱”。当时，也有大臣对这种处罚形式提出了质疑，《宋史》卷328：履以大臣多因细故罚金，遂言：“贾谊有云：‘遇之以礼，则群臣自喜。’群臣且然，况大臣乎？使罪在可议，黜之可也；可恕，释之可也，岂可罚以示辱哉！”［3］卷328《黄履传》其二，既可以作为主刑独立使用，例如重修熙宁日历官周所进熙宁夏季日历差错重复，罚金8斤。［4］卷497《元符元年四月丁亥》也可以作为附加刑，如吏部郎中方泽等坐私谒后族宴聚，罚金、补外。［3］卷18《哲宗本纪二》有时还被用作替代刑，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朝廷法外开恩对罪犯从轻发落时或由于权势的左右导致重罪轻罚，这时的罚金经常被作为象征性的处罚。例如右千牛卫将军世奖等5人坐私接宾客，罪至徒二年，但由于“上特宽之”，所以免追官勒停，听罚金。［4］卷285《熙宁十年十一月己酉》中官裴彦臣建慈云院，户部尚书蔡京深结之，强毁人居室，本应重为降责，但由于章力保，仅处以罚金。［3］卷346《常安民传》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宋代的“罚金”完全符合罚金刑的四个基本特征，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宋无罚金之刑”这句论断是不正确的，换句话说就是“宋代有罚金之刑”。问题到这一步似乎已经解决了，其实不然，因为在宋代还有一种酷似罚金的刑罚即“罚铜”，它与罚金并行于宋代并且也完全具备罚金刑的基本特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由于“金”在古代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因此罚金自从在汉代被正式且广泛运用之后，一般而言就包括两种含义，但像宋代这样“罚金”与“罚铜”分别以独立的名称并行于同一朝代且非常相似的情况则极少见，二者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对此再做探讨。
二
宋代的各种文献中有大量关于罚铜的记载，但是以往的宋代法制史研究大多着眼于肉刑、劳役刑、死刑等刑罚，对“罚铜”则缺乏必要的关注。笔者通过综观各类文献记载，归纳出宋代罚铜约有1斤、2斤、4斤、5斤、6斤、7斤、8斤、9斤、10斤、20斤、30斤、30余斤［4］卷505《元符二年正月甲子》(注: 《长编》卷505：“诏泾原路经略使章擅违朝旨，前后奏报异同，特罚铜三十余斤。”按：罚铜30余斤仅见此一例，此处罚等级明显缺乏操作性，“余”字疑衍。)、40斤、60斤、80斤、90斤、100斤、120斤等18个等级。［5］卷161《绍兴二十年正月庚子》(注: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1：“监察御史汤允恭面对言：‘古有金作罚刑，盖先王不忍之心，民知有误，稗出金以当其罪。后世著在律文，有罚铜之条，自一斤至百有二十斤而止。’”按：罚铜120斤仅限于文献记载。（另见《宋会要辑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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