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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职官三之七七），笔者尚未发现此类案例。)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适用相应数量的罚铜，适用对象主要是官吏，针对平民百姓的非常少。罚铜的适用范围很广，在司法、财经、军事、科举、外交以及医疗等方面均有大量的例证。罚铜的适用罪名主要有七大类：一是失职罪。这一类事件最多，如举荐不当、断狱稽违、受命勘察河事而不亲往、断案定刑不当、失入人死罪、考校不当、预算不准、勘察不实、边界守卫不严、失察致费官钱过限等。二是擅权罪。如擅阻查案、擅自借兵、擅役保甲等。三是违纪罪。如泄露机密［6］33，私赴妓乐宴会等。四是赃罪。《宋刑统·名例律·以赃入罪》将涉及钱财的犯罪行为归为六类，统称为“六赃”，六赃为一切赃罪量刑的标准，六赃之外涉及钱物的犯罪，皆归附于六赃论罪。如闭訾家口不当、铸钱怯薄、以病笃私易官马、侵占民田等。五是欺诈罪，如妄奏狱空、隐瞒案情、官司纠举不实、故草制词不中本情等。
罚铜既可以作为主刑独立使用，例如祠部郎中赵令铄以道遇叔祖宗晟不致敬，罚铜4斤。［4］卷331《元丰五年十二月戊辰》也可以作为附加刑，如潍州防御使克谌、饶州防御使克惧“以遇慈圣光献皇后虞主，坐道旁不起”，各追一官，罚铜9斤，停朝参、俸给。［4］卷303《元丰三年四月甲寅》有时还作为替代刑，这种情况大多出现于“会赦”或“该德音”之时，如“坐擅役保甲” ，大名府王拱辰罚铜10斤，馆陶尉姜子厚、寇氏尉桑嘉之、知县郑仅各罚铜8斤。会赦，特责之［4］卷347《元丰七年七月乙卯》。步军副都指挥使宋守约“坐以待卫司杂役兵给球使令”，当私罪流，该德音，罚铜30斤，追罢其子球除合门祗候指挥［4］卷244《熙宁六年四月庚辰》。罚铜的具体数量依据所犯罪行的性质、造成危害的程度以及罪犯的职责而定，其中，以罚10斤、20斤、30斤最常见。
在宋代，罚铜大多被用于罪行较轻、危害较小的情况，经常是象征性的处罚，即《长编》卷367所记载：“小有罪犯，辄罚铜谢过”。这种处罚办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容易导致部分官员惰于职守、罚铜以求自保，例如在惩治贼寇一事上，罚铜就起到了消极的作用，正如右正言余靖所说：“以常情言之，若与贼斗，动有死亡之忧，避不击贼，止于罚铜及罚俸。谁惜数斤之铜，数月之俸，以冒死伤之患哉？”［4］卷141《庆历三年六月甲子》事实上，尽管罚铜被广泛使用，但处罚后的交纳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王安石就曾说：“自熙宁五年至今罚铜者，凡千数百人，开封府不能催纳了当，又不依条矜放，极为扰人。”［4］卷251《熙宁七年三月戊午》 三
在上文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对宋代的罚铜与罚金做了一番比较，如下所示：
1. 二者的适用范围及适用罪名都较广，涉及到教育、人才举荐、外交、医疗、财政等领域的官吏失职罪、擅权罪、赃罪等类型的犯罪行为，且相对而言危害都较小。
2. 二者性质相似，均可被作为主刑及附加刑；均符合罪刑相应原则，当然，由于外来因素如“大赦天下”及权势的干扰，有时也会出现重罪轻罚的不合理现象，但这种情况不占主流。
3. 与罚金一样，罚铜也是直接判处的财产刑，且在所罚“铜”、“金”等级中，二者均以10斤、20斤及30斤最常见。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以为可以认定宋代的罚铜属于广义的罚金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罚金刑，这就又为证明“宋无罚金之刑”的错误论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是，既然罚金刑的“金”本来就包括铜和黄金，那为什么在宋代还会有“罚铜”一说呢？最后实际交纳的到底是“铜”还是“金”?这要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金属货币的使用以及金属冶炼技术来进行考察。我们知道，罚金在具体执行时所实际征收的“金”并非一定就是黄金，而大多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而定，例如汉初也有罚钱、谷、缣的，但以罚黄金为主［11］9-10，因为汉代尤其是西汉黄金的储量非常大，甚至是“黄金泛滥”。［7］14宋代采用胆铜法冶炼铜，从而使铜产量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而黄金的储量相对较少，“为难得之货”［3］卷296《杜镐传》，因此极少被用于刑罚当中，即便是用于代表皇帝权威的赏赐所用的黄金，数量也很少，例如30两［3］卷325《王传》、100两［3］卷266《王举正传》、200两［4］卷196《嘉七年三月辛亥》、300两［3］卷324《石普传》、400两［3］卷278《雷有终传》、3 000两等等［3］卷24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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