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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关于抗战期间我国高校内迁问题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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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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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不仅不为战争所中断，而且这种现代化的高校事业还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还有助于我国落后地区教育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在客观实际上为我国内地尤其西部地区进行了一场文明开发运动。因此这篇文章已经开始把对高校内迁作用和意义的研究视角触及到中国西部地区，这对于高校内迁与西部开发的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但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
(3)关于抗战期间高校内迁的专题性研究
高校内迁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包含的内容很宽泛，可以研究的东西很多。近年来一些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专门从某一角度着手对其中若干问题进行研究。如侯德础《高校内迁与战时西南科技文化事业》 (《抗日战争研究》)1998.2)一文就着重阐述了高校内迁对战时西南科技文化事业的影响。他认为高校内迁是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西渐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打破了西南地区长期封闭、发展停滞的状态，一方面给西南地区传播了新思想、新技术、新知识，推动了教育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开启了民智民风，一方面培养了大批后方开发与建设的急需人才，推动了西南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从而促使当地经济文化出现一段“跳跃式”的发展，加快了西南地区近代化的过程。熊贤君《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西部开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1)一文着眼于高校内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认为一些富有战略眼光的高校别具心裁、深谋远虑地选择内迁路线和校址是为了使学校的内迁与当地经济开发相结合，并结合当地经济的特色，根据本地物产寻找研究课题，进行经济开发和建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战时期的经济困难。同时内迁高校积极开展学术研究，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普及教育，提高民众文化素质，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培养了大批西部开发所需的人才，为西部开发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也为当今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初步的经验。虽然这些文章对高校内迁与西部开发的关系做了详尽的阐述，但在高校内迁运动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以及联系当今西部大开发实际等方面的研究还是欠缺力度，因此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的研究。
(4)关于高校内迁问题的区域性研究
抗战时期内迁之地较多，但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等若干区域。如李铁虎《抗战时期北平高等院校的兴衰》(《北京党史研究》1995.4)一文通过论述抗战时期北平这一地区的高校的辗转内迁和兴衰沿革来反映当年教育事业的颓败。禄旭《试论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高等教育》(《贵州大学学报》1995.2)一文通过论述内迁至贵州的高校和国民政府于抗战期间在贵州兴办高校的史实概况，来论述抗战时期贵州高等教育的空前发展并在贵州经济开发和近代化历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夏绍先《抗战时期云南的教育——内迁院校与云南教育的发展》(《云南师大学报》2002.6)一文阐述了大量院校内迁云南，使昆明成为中国大后方教育中心之一，同时为云南带去了先进的文化、科技知识和活跃的学术氛围，云南教育史上出现了难得的黄金时期；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都得到发展，为云南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袁武振《论抗战时期大后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经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1999.4)一文认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阶段，在扩展教育规模，保证教学质量，开展学术研究，促进文化交流及直接服务抗战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从而为中国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内迁高校个案研究
抗战时期我国内迁高校数量众多，史学工作者对其中若干高校进行个案研究。如杨应康《中山大学在##江》(《中山大学学报》1984.4)对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槲江的概况，办学条件、教学实习、社会调查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进行阐述，认为中山大学对##江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伊秀芬《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大学》(《民国档案》2002.1)论述了河南大学在抗战期间辗转办学的艰辛历程，生存与发展及办学特色，在河南教育史和河南大学校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黄薪宪《抗战时期的福建协和大学师生》(《福建论坛》1995.4)叙述了该校师生在战时艰苦的环境中发扬爱国精神，积极投身抗战，坚持办学发展壮大自身实力，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吴文革、辛文义《学运系于国运——抗战中的安徽大学流徙纪实》(《安徽农业大学学报》1995.2)阐述了抗战时期安徽大学的流亡过程。近年来，史学界对西南联大的研究颇为重视，主要集中在对西南联大的办学、管理、培养人才等方面的研究、如盛冰《浅析西南联大联办的特色》(《广州大学学报》2000.2)对联大的教育组织、行政管理、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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