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至18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向欧洲介绍中国各方面情况的文字报道里，中国的历史著作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研究中国文明的汉学在19世纪初期建立了自己的学术纪律，对汉学的兴趣最初集中于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古文和文学。这是很自然的一步，因为理解一种外国文化必须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欧洲最著名的第一代汉学家主要的研究领域不是历史，但多少也做了一点历史研究。直到20世纪初，史学才成为汉学专门的分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史研究在欧洲学术和高等教育里最终确立自己独立的学术地位时，仍与汉学一般的学术纪律保持紧密的联系，尽管中国史最主要的研究由高本汉或戴密微那样的汉学家完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联系仍保留着，高本汉和戴密微的研究跨越了汉学的很多领域，如语言、文学、哲学、宗教和历史。

不能把欧洲中国史研究的整个历史缩微成缓慢、顺利并笔直地成长为专业学术的过程。与传统汉学显著不同的是，直到20世纪中期才把由哲学思想和概念组成的历史反映论运用到中国研究上，以此指导汉学家阅读中国历史文献，用社会学思想解释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上的一般特征。

很奇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尽管一直与中国联系着，并用来自中国的资料展开研究，上述概念一直很难影响欧洲的中国史研究。汉学家深入汉学领域时正值社会科学对史学的冲击加强的时代，他们没有直接运用这些概念，却从中国人自己写的历史著作里看到了西方概念的烙印。在欧洲的中国史研究、社会思想和中国人的史学著作之间可以看到一种复杂的三角关系。本文试图分析这种关系的形成、确定、及过去两个世纪里欧洲中国史研究的走向和一般过程，这比详细列出有关书目要好。这项考察将不超过20世纪中期，因为到了那时，美国和日本汉学的影响把事情弄的更错综复杂了。

18世纪的两部著作为以后几个十年里的欧洲中国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一为杜赫德神父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出版于巴黎，另一部为冯秉正的《中国通史》，1777至1783年同样出版于巴黎。杜赫德还是《耶稣会士书简集》的编者，该书收集了1702年以来耶稣会士撰写的情报和护教报告，很有必要地把信件里分散的观察和评论编在一起。冯秉正的13卷大作是朱熹《通鉴纲目》的译本和续编。必须注意的是朱熹的著作更多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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