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天才的年轻一代奋力攻读可以得到的新的资源宝库，使他们用新史料做研究，取得了等同于古典文物专家的地位。20世纪初年，无数考古学考察团开发中亚特别是敦煌和各省的洞窟，得到铭文、手稿和其他资料。挖掘出来的金石碑铭学、考古学的遗留物和甲骨作为文献和实录遭到严厉的、语言学的批评。这种努力得到中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密切合作，大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古典学术研究，使之产生了许多著作，其中有一些直到今天还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之作。

对中国起源的兴趣转移到研究古代中国的各个侧面：与政治同样重要的宗教知识、经济和社会史。沙畹注解、翻译的司马迁大作和《泰山，中国山岳崇拜的专论》（巴黎，1910）引领了方向。1927年马伯乐出版的《古代中国》不仅仅包含广泛阅读的无数的文献，还融入了长期在越南生活、与越南人接触的个人经验，用比较的方法解释了中国古代史，包括民间文化、信仰和社会组织。

中亚人研究从考古发现得到新刺激，进而集中注意与汉人的关系、对中国文明发展的影响。伯希和无数的注解、文章、重要文献的研究、《蒙古秘史》（巴黎，1949）、《〈圣武亲征记〉译注》（莱顿，1951）等激发了新的研究方向。

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现在被看做国家的历史而不仅仅作为朝代的延续。国家的概念、机构和发展成为福兰阁《中华大帝国史》的主线。尽管1946年作者去世时仅写到1368年元朝终结，但是这部鸿篇巨制仍然是欧洲中国史研究的里程碑。它传递了贵族的理念，其意义和尊严等同于欧洲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伟大著作。史学领域的汉学面对两条道路：或翻译中国历史文献，一项单调沉闷且很辛苦的任务；或者或详或略地描绘历史轮廓，把解释性的翻译和一般的描述结合在一起，同时把它们延伸到3000年以上的历史，这就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标准和方向。仔细地评估中国历史范围内特定时期的事件及意义，这种倾向表明追溯历史事实已决定性地超过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方式并被秦、汉、唐、宋各朝代出色的新出版物所证实，其作者是荷兰学者戴闻达（Jan J.L. Ouyvendak）和德克·卜德（Derk Bodde ）、英国学者德效骞（Homer H. Dubs）和亨利·威廉姆斯（Henry R. Williamson）、瑞典学者毕汉斯（Hans Bielenstein）。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史学和汉学都受到社会科学的挑战。欧洲的社会危机呼唤新的分析方法并要求思想界对新出现的问题提供系统的解释。保守的进化论的旧科学史的积累不再能做出足够的解释。至于中国史学界，则第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