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的苏联汉学界准备拿出一套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的解释。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在中国生活过的欧洲学者和中国本土知识界的一场争论影响了欧洲其他汉学家，试图从那场争论得出新的研究方式和对中国历史的新认识。其中最有成就的是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的东南沿海地区文化研究，展示了中国文明和社会结构如何由各种地方文化相互交接而产生，他的鸿篇巨制《中国历史》（波恩，1948）用社会学观点解释中国史，在一边倒的阶级斗争中，有土地、有知识的绅士阶级持续地控制着中国政府，压制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并阻止欧洲传来的商业和工业革命。艾博华的著作提出了贯通的经济史研究，傅海波由此起步进行了最重要的元朝研究。

尽管葛兰言的主要贡献不在古史领域，他仍为抵制历史上长期盛行的烦琐、过量的语言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他试图实现分析整个中国社会和思想，全力支持对中国历史产生全新的认识。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出生于匈牙利，在柏林接受学术训练，30年代末飞往法国，他也尖锐地批评了传统汉学的许多方面。他希望结束传统的、相互隔绝的中国研究，使从中国获取的知识变得可被各种形式的学术疑问所需要。他认为只要中国研究变得与当代世界的知识关怀更协调，就可以办到。他的很独到的唐代经济史博士论文证明基本问题是关注的焦点。这项研究的创意来源于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他自己关心中国社会结构的焦点——学者-官员阶级及其与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的复杂关系。

与欧洲的中国史研究者一样，中国的历史学家回应了社会科学的兴起带来的挑战，试图把史学建设成为社会科学。1950年前后的中国历史在欧洲人眼里与150年前描述的已经十分不同。中国已融入世界历史，不再与世隔绝。从前假定的停滞不前受到严重挑战，历史的变化过程可以通过研究现实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政治制度表现出来。这样的探讨导致发现外来的影响已经塑造了中国文化。这种新文化与中国新一代历史学家诸如郭沫若、陈垣、范文澜、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等人的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思想也帮助欧洲汉学家提出新问题，运用社会科学研究中国，使中国文化更经得起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社会、经济、宗教和知识史等史学新领域已经打开。但是当代史仍被放在一边，可期待的成果不多。留给西方学者的是外交关系领域的研究、西方对中国的冲击，以使用外文史料为基础。接受传统汉学学术训练的欧洲学者忽视当代史的做法给用纯社会思想解释历史留下了余地，尽管原因是其他方面的，不像18世纪耶稣会士那么理想主义。近代和当代的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成为最大的成就。但在新时期里，美国和日本的学术为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毁掉的欧洲汉学增加了潜在的助力，而欧洲两个最好的史学研究中心在法国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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