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德国历史学家有了新的尝试，特别在哥廷根大学，瓦尔特·奥托（Walter Otto ）和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撰写的通史较多地注意到欧洲以外的世界。但他们缺少可靠的中国史料以便把中国史融入世界史。他们仍接受了兰克的推测，认为欧洲国家制度的发展是当代史里最重要的问题，而“东方和中国的伟大文化和人民仍留在画面的框架以外。”

历史学家对其所做的解释十分谨慎，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则倾向于相信中国的确与历史发展的正常模式不太一致因而成为特殊的亚洲或东方式社会。欧洲汉学家当时的论著并没有使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黑格尔更欣赏汉学家雷慕沙，当时，有关原始社会的知识随着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发现发展得比较先进，因而马克思亚洲生产方式的概念被悬置，而摩尔根的思想并不源于汉学家。

欧洲中国史研究的新起点出现在19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当时，年轻的学院式专家可以到中国去进行深入的研究。那就是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1889年到中国任法国使节，但除了学习没有外交职责，1888年，身为德国总理府使节的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到达中国。1900年，作为研究机构的法兰西远东学院设于河内，研究领域为考古、历史和哲学，学院提供从一流的图书馆到年轻学生长期居留的各种学术条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是第一批当中的一个。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1908年到达后直到1920年才离开。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于1911年秋去北京。在中国的英国人和说英语的学者组建了“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分会”，1857年设于上海，也是一个鼓励研究、讨论和出版的机构。1894-1895年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受过教育的人迫切要求与外国人进行知识上的交流，好奇心非常强。

变化了的环境提供了与中国最好的学者和学术机构进行交流的宝贵机会，可以得到书店和图书馆里的资料甚至未出版的史料。另外，去中国的年轻的欧洲学者可以接受很强的中文和其他手段的训练。他们在系统的研究方法方面武装得更好，因而可以在中国史和欧洲史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利用期待中的发现进行丰富的比较和圆融的整合。福兰阁1887年在柏林学中文，此前已在弗赖堡、柏林、哥廷根和基尔学习过历史、印度学和法律。沙畹去中国前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就读，拥有扎实的希腊、罗马人文科学和德国研究的知识背景，同时也是哲学专家。他对中国的兴趣来自校长、著名希腊考古学专家佩罗特（Perrot ）的鼓励，他的导师考狄尔（Henri Cordier）认为中国史被忽略得太久了，因此沙畹致力于中国史研究。葛兰言也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有同样深厚的古典人文科学基础，他的历史学学业受到了涂尔干社会学的极大影响，当时巴黎高师是涂尔干社会学的主要学术中心。马伯乐学中文时，已通过了古典学和法律学学业，他第一项研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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