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当“先进”的概念成为评论人类历史决定性的标准以后，欧洲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了。先进概念最初并不产生于史学研究，它形成于知识分子试图从18世纪欧洲盛行的绝对论逃出来所做的必要的努力当中，后来牢固地被欧洲大地上的工业发展、科学和政治改革证实了。

上述综述依据的判断中国历史的标准并非来自历史本身而来自欧洲人接受的先进概念的理论解释。让我们引述黑格尔论述中国历史的话：“没有发展”，使人想起他在《历史哲学讲演录》里论述东方和中国历史的章节，该著作至今仍持久、广泛地影响着史学研究和认识中国的简单化倾向，其中最后一段话常见于后来研究中国政治的著作的脚注：“如果与生俱来的特权没有不同，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最高的尊严，平等就没有意义，它不来自于斗争和人的精神，而来自于从未制造过差别的较低的自我意识。”

18、19世纪被先进概念浸染的欧洲思想家完全接受耶稣会士急于传达给欧洲的中国印象，即无时间限制的建立在有序而无变化的儒家伦理基础上的社会。他们仅仅改换了解释。表明社会组织是成功的那些证据现在在先进的欧洲人眼里却成为社会处于低级阶段的证据。

19世纪初期欧洲汉学第一个学术活动在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很有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由于无人有机会访问中国，故来自中国的印刷品非常少。主要依靠欧洲图书馆仅有的藏书即17、18世纪中国皇帝的赠品。这些藏书包括编年史、正史、传记和百科全书、地方志、古籍汇编和注释、法令、法规、仪典和古地图。它们只收藏在巴黎、柏林、圣彼得堡和伦敦的图书馆里。

另外，早期汉学家并没遇到好的、确定的、可用于研究中国史的方法。19世纪第一个十年，欧洲史学仍处于为自己建立科学规范的阶段。这个过程包括建立新的规则和批评的标准，提倡注意第一手史料和档案资料，也强调寻找新的史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史学研究从此建立在注重研究事实的基础上，进而解释产生于当时的欧洲政治事件主要行动者手里的民族国家的起源和特点。

直到19世纪最后两个十年，欧洲汉学形成了通过文献研究中国史的一般方法，同时强调翻译基本文献，注意实际发生的事。这个时代的中国史研究仍属旧式汉学范围，即通过语言和现有的文献研究中国文明。汉学方法在西方学术里成为惟一与中国学术相似的研究方法，倾向于促进汉学家考察中国文献，从中寻找分布在集中的和分散的所有中国事物里的杰出思想。这种只有很少人使用的、新出现的研究方法产生的学术成果往往是局部的、零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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