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部落和中国边缘地带的人口是第二个重要的课题。突厥人、蒙古人、藏人、鞑靼人和女真人成为欧洲各国学者论著里的主角。亚历克西·莱奥蒂（Alexis Leont’ev）编著了16卷本《满族八旗军兴起和发展详史》，1784年出版于圣彼得堡，不久，雷慕沙（Abel-Remusat）在其影响下治蒙古史，此外还有普拉茨（J.H.Plath）的《亚洲东方史》（哥廷根，1830）、爱德华·哈泼·派克（Edward Harper Parker）研究边疆人口的很多手稿、亨利·海尔·豪沃思（Henry Heyle Howorth）的《九——十九世纪蒙古史》（4卷本，伦敦，1877）、瑞典皇家学院多桑（C.D’ohsson）的4卷本《多桑蒙古史，从成吉思汗到铁木耳朝的蒙古史》，1853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

第三个主题是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纪尧姆·鲍狄埃（Guillaume Pauthier）1837年出版于巴黎的大作《中华大帝国的历史、地理和文学及资料汇编》第一句话即指出这个问题：“所有历史现象中使人印象强烈并试图理解的是要掌握整个宇宙生活和人类的一般发展，最古老、最特殊的是帝国确实无限期地存在着。”被历史悠久的中国所迷惑，欧洲汉学家确实不辞辛劳地学习、翻译了史料里各种各样的记载。19世纪50、60年代维也纳的奥古斯特·费茨梅尔（August Pfizmaier）出版了各朝代、各皇帝时期带注解的史料，成为这种努力的证明。

19世纪欧洲中国史研究第四个引人注意的、有趣的主题即分析中国历史长期存在的一些现象并考察中国社会固有的特征。这条道路上一部先锋的著作是毕欧的《中国公共教育史和儒生之社》（巴黎，1847），它试图在可得到的史料《玉海》和《文献通考》的基础上描述古代以来的教育机构和借以产生的社会组织。毕欧应该是19世纪欧洲最具革新精神、新观念的中国史专家，很多人追随他的有关土地所有制和各种科学发展史的著作。

欧洲汉学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得到大收获，由传教士、外交官或供职于驻华外交机构如海关等所谓“实践型汉学家”的著作壮大了汉学。作为译者他们翻译的古典文学品种非常丰富、更具意义，他们对历史的兴趣常被现实的政治需要引导，局限在更有限的范围里。这类著作有德微里亚（Gabriel Deveria）论中越关系及众多研究历史宗教的著作。以实际需要为方向的汉学得益于广泛的史料和文学作品，丰富的信息和可靠的知识给西方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支撑。注重中国当代史也是开拓性的，从前的汉学家总是轻蔑地避开这个领域。第一批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有沙尔斯·古茨拉弗（Charles Gutzlaff ）、卡勒瑞（Callery）、伊范（Yvan）和特奥多尔·哈墨伯（Theodore Hamberg）。

但是领域上的扩展和专家数量的增多都没使这个时期的欧洲中国史研究整合进一般的历史学科，汉学成果不能与其他历史学家的世界史成果相比，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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