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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时期国际舆论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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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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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加速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裂变与重新组合。随后，海伦在西安又对西北的政治形势作了两个月的采访报道，使国际社会了解了中国的抗日情况，对张学良、西北地区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也为张学良、西北地区后来在国际社会中取得某种理解和同情创造了条件。
张学良对国际舆论的争取，在西安事变后仍在继续，而且更迫切了。事变后，张学良马上召见身份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史沫特莱，向她说明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委托她主持对外英语广播，报道事变的真相。12月19日，张学良还致电《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为自己的正义行动进行辩解，并说红军虽与他们的政治见解不同，但都是中国人，至少不会像日本人一样危害中华民族。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史沫特莱，她认为，“日本，德国，意国同情南京政府那是无疑意的，西北能，而且一定得民主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同情。外国报纸载在中国的英美新闻界同情西北的抗日要求”。西安事变期间，史沫特莱不负所望，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根据自己对在西安的军政官员、红军代表、救国会领袖的采访，及时地用英文向国外播发有关事变的新闻报道。史沫特莱的活动揭露了南京政府中的强硬派、南京政府的新闻系统或宣传系统为扩大事态而编造的耸人听闻的谎言，澄清了“蒋介石被杀害”、“西安城落入红军手中”等谣传，对人们尤其是外国记者了解事变真相、对张学良摆脱困境，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
西安事变中另一位主角杨虎城对新闻舆论也十分注重。西安事变爆发后，新西兰人贝特兰受斯诺夫妇的委托，以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身份，来西安考察、采访、对外报道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王炳南安排他和史沫特莱采访了杨虎城。杨虎城对于外国报刊，特别是苏联报刊攻击、诬蔑西安事变表示不满，他认为，“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应当同情我们为民族解放而自身进行的民主主义运动”。他“情绪激昂地”说：“请记住，这次事变并不是什么突然性的事件，也不是只由两位将军采取的行动。它是西北所有军队的一致要求、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并不存在个人的怨恨，我们所要求的只是抗日，并结束内战。”
纵观西安事变全过程，西安的一些外国进步记者非常活跃，虽然均代表他们个人，但是他们大力报道动荡中的中国西北地区，主持正义，促进了事变的发展，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张学良和西北地区来说，这点尤为重要。西安事变后一时间，真相不明，朝野传说充斥，世间谣言泛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把了解真相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外国记者和外国新闻媒介，并以他们的报道作为自己判断和背向的参考，甚至更愿相信。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外国进步记者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对人们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对张学良和西北地区摆脱困境所起的独特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作新闻”，尤其是在南京的外国记者，他们了解事变的主要消息渠道，恰恰是当时 最不客观的南京政府新闻系统或宣传系统的舆论。因此，事变后的国际舆论多为猜测、批评、贬斥、攻击，非常不利于西北地区。原先对张学良及西北地区的一些同情消失了，如巴黎《救国时报》也认为，“发生这样重大的内争，对于目前中国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团结，御侮的运动上，实为深可痛惜的事件”。其他的国际舆论就更不用说了。
西安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自然它与日本关系最密切。日本政府对西安事变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静观，一方面通过外交和新闻舆论警告南京政府不能倒向欧美和苏联。1936年12月15日，《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西安事变与国际关系》的社论。社论指出：“日本立场最要慎重：这次事变，对日中外交上也有重大的影响固不待说，日本当局此刻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故决定不给与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这不能不说是机宜的处置。因为今日世界的眼睛都注视着中国，同时注视着日本，所以日本的立场最要慎重。”社论最后威胁说：“日本所希望对于华北特殊化的谅解，以及防共协定是怎样有具体性，而且是立脚于紧急必要的基础上的，这于今日一天天地明了起来了。我们期待国民政府速了此种不幸的事件，然后根据重新考虑的基础，以再谋问题的新解决方法。此刻要请中国方面特别注意的是，对于目前的困难，切不可走错了路径，若只管依靠欧美苏联，将来会要招致不可收拾的破局。”同年12月18日，《朝日新闻》又发表了一篇有关西安事变的社论《希望妥当处理邻邦的危局》，再一次重申了这一意思。西安事变期间，日本各报十分重视中国政治、金融、民情、军事的变化和事件的演变，蒋介石获释后抵洛阳的消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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